四、人民公社中期的收益分配

这一时期(1962—1978年)历时最长。把这16年划为一个时期，是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政策都稳定。
广西和全国各地一样，于1962年初下放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即改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一改变，解决了高级社以来生产队是生产单位不是分配单位的生产与分配脱节的矛盾，和穷富队之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在社员分配方面，摒弃了供给制，收益中的社员分配部分，全部按工分分配，工分按劳动定额计件到组到人。在实物分配上也更重视多劳多得，口粮分配实行基本口粮和工分粮相结合的办法，工分粮占30%—40%，基本口粮占60%—70%。其他实物，一般也是按工分分配。因此，社员劳动积极性得到较好的发挥，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得到较快提高，到1965年全自治区农村集体经济收益10.96亿元，交纳国家税金0.86亿元，占7.9%; 集体提留0.89亿元，占8.2%；社员分配9.20亿元，占83.9%；每人平均42.4元，比1957年增13.1元，增44.7%。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农村中在劳动管理上批判“物质刺激”、“工分挂帅”，推行大寨式评工记分(大寨式评工记分，评分时间间隔很长，一月一季甚至半年才评一次，工分之间差别很小，实际是平均记分)；在集体与社员的关系上批判分光、吃光、用光，搞高积累。社员劳动积极性又一次受到打击。但中共自治区委和革委会注意维护一些正确的政策。中共自治区委在1970年11月的《关于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中，提出“要彻底批判物质刺激、工分挂帅的修正主义黑货，又要注意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反对平均主义；要批判‘分光、吃光、用光’的错误倾向，也不要一下子积累过多，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在1972年的“广西农业学大寨讨论纪要”14条政策中，把“加强劳动管理，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作为一条内容，对劳动计酬的提法是“劳动计酬的形式，应当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为群众所欢迎的，简便易行的办法，一般可按《六十条》的精神，实行定额管理……大寨式评工记分搞得好的，要加强领导，坚持下去，不断总结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广西农业生产缓慢增长，社员收入缓慢增加。到1976年，广西集体经济净收益21.49亿元，交纳国家税金1.12亿元，集体提留2.97亿元，社员分配17.4亿元，人均60.27元，比1965年增加17.9元，年人均增1.6元。“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广西社员人均分配达到67.5元。
“文化大革命”期间集体经济收益分配中的主要问题，除了评工记分上的平均主义倾向之外，分配中超支户（即工分所得不够抵交口粮和其他实物分配的户）和余钱户 （即工分所得除抵交实物分配折款外尚有盈余的户）的矛盾也比较突出，超支户约占总户数30%左右，影响余钱户分配的兑现，这也是一种平均主义。还有就是集体提留增长过快，大大高于社员分配增长的速度。1976年集体提留2.97亿元，比1965年增长2.32倍，而同期社员分配只增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