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繁荣原因

自宋代以还，不少学者对唐诗繁荣的原因都进行了探讨，但结论各异。唐殷璠的《河岳英灵集》认为“实由主上（唐玄宗）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指出：“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但这种说法历代有人反对。明杨慎在《升庵诗话》中引胡子厚的话反驳说：“人有恒言曰：唐以诗取士，故诗盛；今代以经义选举，故诗衰。此论非也。诗之盛衰，系于人之才学，不因上之所取也。”建国后专家、学者对此问题的研讨时断时续。讨论的基本观点如下：一、经济繁荣决定唐诗的繁荣。“文革”前的一些文学史著作，都是这样认为的。近年有些人否定了这种说法，他们认为一个文学繁荣时期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最终取决于经济基础，但它对文学的作用多半是间接的，是通过‘政治等的外衣’发生的”。而经济是如何通过政治等外衣对文学产生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二、庶族地主阶层的勃兴决定了唐诗繁荣。余冠英、王水照力主此说。但不少研究者指出，“唐代的诗人、作家队伍极为广泛而复杂”，唐诗反映了各个阶级、阶层的思想感情和愿望，绝不是庶族地主阶层所能包容得了的。另外，还有人指出庶族地主内涵十分复杂，能否成为一个统一的阶层，是否有共同的利益、愿望，都是有问题的。三、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促进了唐诗繁荣。有些人肯定徐松《登科记考》中关于进士科始试诗赋约在开元间的说法，从而认为以诗赋取士并非唐代开国之初就实行的，而“初唐时期诗歌已经相当繁荣”。程千帆则认为“对唐代文学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并非进士科举制度本身，而是在这种制度下所形成的行卷这一特殊风尚。”而对时间的考证还没超出《登科记考》。傅璇琮以大量的材料，证明了徐松所记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他认为“不是以诗赋取士促成了唐诗繁荣，而是唐诗繁荣促成了以诗赋取士”。而刘初棠则通过对历史文献中的“杂文”一词的考证，认为“杂文”包括诗和赋，否定了《登科记考》关于“诗赋取士”的时间，提出进士科试诗赋及因之而起的行卷之风，均始于初唐。也有人彻底否定此说，认为以诗赋取士束缚了诗人的创作，只能造出一批内容空洞，形式呆板的形式主义作品，只能把诗歌创作引向死胡同。四、音乐、舞蹈、绘画等其他艺术对唐诗的渗透和影响。有人认为“音乐、绘画、书法、舞蹈等艺术部门，当时都获得高度的成就，更对诗歌发生直接影响。”他们认为：“乐舞诗开拓了唐诗的新境界。”对此，有人指出，各种艺术“相互影响的关系无论就哪一方面来说，都不能算是起根本作用的。”他们提出要重视研究诗歌形式本身的发展对唐诗繁荣的影响。五、政治民主直接影响唐诗繁荣。有人认为，唐代政治法律制度方面的相对开明，从唐太宗开始实行“广开言路”、“虚怀纳谏”政策、“文禁松弛”、“没有文字狱”、思想解放、君主倡导等都是唐代文学艺术相对繁荣的重要前提。此外，唐代广大群众对诗歌的热烈欣赏和评论者对诗歌的认真评论，也对唐诗的繁荣起了促进作用。有人则认为“以上各项条件没有一项足以构成唐诗繁荣的决定因素”。也有人认为政治对文学的影响，“这是对一般文学繁荣（甚至其他意识形态如哲学等的繁荣）都适应的规律，为什么在唐代是诗歌高度繁荣而不是别的文学体裁的繁荣？”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有必要作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