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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百科大辞典︱附录 唐诗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 附录 唐诗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 从产生《诗经》的先秦时代迄今，我国历代优秀诗人创造了无比丰富的光辉灿烂的诗篇，尤其作为古典诗歌艺术高峰的唐代诗歌，更是炳耀千古，举世倾服，成为人类文化宝库中之瑰宝。中国赢得“诗的国度”的美誊，自非偶然。对此，法国当代著名汉学家戴密微曾说：“汉诗为中国文化之最高成就或中国天才之最高表现”(巴黎版《敦煌学》第五辑)。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海陶玮在其所撰《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一文中曾写道：“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是抒情诗歌。诗歌的传统始于公元前教百年，一直流传到现在，从来不曾间断，虽然其全盛时期远在唐宋二代。从量的方面来说，没有任何欧洲诗坛能出其右；从质的方面来说，也可以同欧洲同类形式文学作品相颉頏而无愧色。”世界各
大百科全书对唐诗都作出极高的评价，这里仅摘引美国大百科全书1975年版第十二卷中密执安大学罗纳德所撰“李白”辞条中语，以为例证：“李白与杜甫是世界公认的产生于中国的伟大诗人，他们的优美诗歌给人以无穷的美感享受。”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诗歌的彼此交流和影响也是最为重要的方面。如西方诗歌给了我国“五四”运动以后兴起的新诗以巨大影响，而唐诗对本世纪初兴起的美国新诗运动与意象派诗歌的影响亦十分深刻，二者皆可视为中外诗歌相互影响与渗透的佳例。据今所知，唐诗的外文译文已有英、法、德、意、西、葡、瑞典、荷、俄、罗马尼亚、匈、捷、波、阿尔巴尼亚、 日、朝、越、马来西亚、泰、新加坡等文种，可见其传播之广远。这里拟将唐诗在世界各国的翻译、研究、影响等情况作一简略综述。
一、西方译介唐诗的开拓者及其主要译著：
十八世纪下半期在北京生活了四十二年之久的法国汉学家、耶稣会士钱德明(字若瑟， 1718——1793)，当是最早向西方介绍唐诗的学者。他所编著的《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录》丛书十六卷，于1776年至1814年间陆续出版。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汉学家、东西方文化的主要架桥人之一德庇时爵士 (1795—1890)，也是向西方介绍唐诗的先行者。他在专著《汉文诗解》(1829)中讲汉诗风格时，介绍了李白的生平，翻译了杜甫的五言律诗《春夜喜雨》，并亦翻译了王涯的《送春词》。德庇时很赞赏由钱德明开创的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唐诗的功绩，他认为李白、杜甫和王涯的诗各具独特风格，且都富有情趣和想象力。然而，不论钱德明或德庇时，他们都没有把唐诗作为专题来集中翻译和评价。把唐诗作为专题集中进行翻译和评价的西方学者，应首推活跃于上世纪末至本世纪三十年代的英国著名汉学家、中国文学翻译家及研究家翟理思(1845——1935)。
翟理思有关唐诗的译著有以下各种：(1)《中诗英韵》，1884年出版。(2)《古文选珍》，1884年出版，共二卷。(3)《��山笔记：中国文学选》，1884年出版，书内包括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王翰、刘驾、白居易等诗作的选择。(4)《古今诗选》，1898年出版，书内主要选译唐代诗人陈子昂、王勃、张九龄、崔颢、贾至、皇甫冉、张谓、徐安贞、朱庆余、祖咏、李涉、李端、杜牧、马自然、王驾、张秘等五十余位唐代诗人的诗作。(5)《中国文学史》，1897年列入戈斯主编的“世界文学简史丛书”出版，1900年出版单行本，此书在系统论述中国文学发展情况的同时，选译了各种文体的代表作品，并有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之全文翻译。翟理思是第一位将《二十四诗品》全文译介给西方读者的学者。
为了使英译文尽力传达唐诗的风貌，翟理思采取了直译押韵的诗体形式。他的翻译态度非常严肃认真，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不过，翟氏所采取的直译押韵诗体形式虽不乏成功的例子，但由于受勉强凑韵的局限，译文却往往不能完满表达原诗之意。这正如吕叔湘先生在《中诗英译比录》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的：“以诗体译诗之弊，约有三端：一日趁韵；二曰颠例词语以求协律；三曰增删及更易原诗意义。”“不同之语言有不同之音律，欧洲语言同出一系，尚且各有独特之诗体，以英语与汉语相去之远，其诗体自不能苟且相同，初期译人好以诗体翻译，即令达意，风格已殊，稍有不慎，流弊丛生。故后期译人韦理、小畑、宾纳诸氏，率用散体为之，原诗情趣，转易保存。此中得失，可发深省。”
翟理思的《中国文学史》，为西方汉学家所撰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文学发展的专著，此书后经美国著名华裔汉学家柳无忌教授补撰现代文学部分，于本世纪六十年代再版在西方流传广泛，影响甚大，且书中所译介的唐诗，多成为后来汉学家重译时的重要参考。
英国现代著名汉学家、诗人、东方学家、翻译家阿瑟·韦理(1889——1966)，精通汉文、满文、蒙文、梵文、日文、西班牙文等文种，是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绘画史、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而成绩斐然的学者，同时也是唐诗的权威翻译者。他一生出版的著作多达250余种，绝大部分是关于中国的，涉及中国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各个方面，但他一生却未到过中国。我国著名作家萧乾四十年代去伦敦时，有一次曾当面问他：“怎么不到中国走走？”他不无怅惘而幽默地回答道：“我想在心目中永远保持着中国唐代的形象。”可见他对唐代文化迷恋之深。
韦理的第一本中国古典诗歌翻译集《中国古诗选译》，是1916年由洛兄弟私人出资在伦敦西部海伊霍尔本印刷的。此书包括先秦至唐宋的诗歌52首，唐诗有李白的《乌栖曲》、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废琴》和《衰病》等。虽然此书仅仅有16页篇幅，且非正式出版物，但它出版后立刻在英国学界和读者中引起极大反响。读者认为，从此书的译诗“可以感受到中国诗人的生活经历是新奇而惊人的”；1917年11月15日出版的《文学拾遗》杂志刊载书评，甚至赞誊此书为“一颗新的卫星”。如此可喜的成功，使韦理翻译中国古诗的工作一发而不可收。两年之后，即1918年7月，韦理的一部权威性中国古诗译著《百七十首中国古诗选》便由伦敦康斯特布尔出版有限公司正式出版了。
《百七十首中国古诗选》共168页，书中选译诗歌分作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先秦至明末的诗111首，第二部分为白居易诗59首。第一部分中的唐诗包括陈子昂、王绩、元结的诗等。书中并附有韦理所撰导言，以及翻译方法、中国历史年表、作者生卒简表等文。
韦理专为《百七十首中国古诗选》撰写的长篇《导言》共有三节，第一节题作《中国文学的局限》，第二节题作《中国诗歌的技巧》，第三节题作《中国诗歌的产生与发展》。他写道：“我们必须承认，数千年来中国人保持了一种西方人颇可羡妒的理性与容忍，他们没有教会禁书目录、宗教裁判或神圣战争。迷信固然存在，但是从来没有像在欧洲一样长期支配人心。中国思想既有局限，则中国文学作品精于沈思内省，拙于揣测推理，是自然而然的事。例如在白居易的诗中就不能找到细密的推理和精微的哲理，但其中却有一种真挚的自我省思、自我剖析的功夫，非西方诗人所能匹敌。从思想到感情，欧洲诗歌显著的特色是爱情至上。对于欧洲诗人来说，男女关系是最重要而神秘的事情，而对于中国诗人，这不过是平常的题目。中国诗人似乎把感情完全寄托于朋友之谊中，因此我们发现，西方诗人每侧重于描写刚勇和其他为一般女性所仰慕的禀赋，而白居易却宁愿写《初入峡有感》一类作品。”“中国诗人也用喻，如隐喻、明喻、双关语等，但用得比我们有节制得多。中国诗中，也找不到见于荷马史诗的、或为点缀叙述文字的单调而惯用的那种冗长的明喻。”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韦理在翻译中国古诗、特别是唐诗时，是将中国古诗与西方诗歌作过一番比较研究的，显示了他对中国古诗修养的高水平。但这篇《导言》也存在一些不恰当的提法，如说唐宋没有产生伟大的女作家、汉朝以后便没有男子特为女子写的爱情诗等。在1962年出版的《百七十首中国古诗选》的新修订本中，韦理用新撰《自序》取代了初版本的《导言》，同时在新的《自序》中承认自己过去对中国古诗认识上的局限。
在新、旧版《百七十首中国古诗选》书前，均附有韦理所撰《翻译方法》专文，文中详细论述了他的选择标准与译诗原则。韦理说，他的翻译方法是依据原文逐字逐句直译，而不是意译。他认为，诗的意象反映诗人的灵感，翻译者不可加入自己的想象或变动原诗的内容，意译不能算是真正的翻译。至于用韵，他坚持不用英语诗体的押韵形式，而采用不押韵的自由体形式，因他以为译文如勉强凑韵，势必损害原文。他主张诗的韵律要通过每行译文的抑扬顿挫自然地体现出来，从而与散文相区别。韦理的译诗韵律与上世纪末英国著名诗人霍普金斯(1844——1889)在诗作中所创造的“弹跳节奏”相类似，由于霍普金斯保持着自然韵律的不押韵诗创作之成功，更坚定了韦理对自己的译诗方法的信心。
正如不少受中国诗歌影响的当代美国诗人所说，他们的启蒙老师是韦理，他们在尚未识字时母亲就读韦理的译诗给他们听了。无怪乎《百七十首中国古诗选》与美国汉学家、新诗运动领导者庞德的以翻译唐诗为主的著名汉诗译本《神州集》一起，成为推动本世纪初兴起的美国新诗运动之典范。
除《百七十首中国古诗选》外，韦理有关唐诗主要译著还有《诗人李白》、《中国古诗集》、《中国古诗选译续集》、《白居易的生平及其时代》、《李白的诗歌与生平》等。韦理为《白居易生平及其时代》所作序言写道：“白氏诗文大部分有年代可考，因为白氏比其他作家更喜欢在自己作品的题目或‘小序’中注明写作的时间。所以我选用的作品，都能够断定它们的确切年代。”又说：“我在书中很简略地探讨了白氏与佛教的关系，我以为白氏作品的确可以作为了解唐代佛教史的资料来源之一。”
在法国，唐诗的译介除上文提到的钱德明编著的《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录》之外，1862年巴黎出版的著名汉学家埃尔韦圣德尼侯爵(1823——1892)的译著《唐诗》也具有开拓性意义。此书选译了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李商隐等三十五位重要诗人的九十七首诗，介绍了每位诗人的生平，每首诗的译文都附有详细注释。1977年此书再版发行，可见它在法国所受到的欢迎程度。法国出版界认为，迄今为止此书仍然是一部“最重要钓，最好的中国诗歌的法文译著。”译者将西方古代诗歌与中国古诗进行了有趣的对比，并指出“李白、杜甫和王维生活的唐代是中国的伟大时代，这几位诗、享有的盛名超过贺拉斯和维吉尔。”圣德尼侯爵的这部《唐诗》不愧为法国学界译介唐诗的权威译著，它为后来法国学界在唐诗的翻译 研究两个方面都开辟了道路。
德国对唐诗的译介始于十九世纪末。弗洛伦斯所撰《中国诗论》一文，载1889年7月号《德国东亚学会会报》。随后，阿尔弗雷德·福克撰《中国诗的繁盛期》、《唐宋诗歌》二文，译介了王维、杜甫和李白诗27首。二十世纪初期，德国学者已有不少关于唐诗的译著发表。如海尔曼的《中国古今抒情诗选》，其中译介李白诗24首，克拉邦德的《李太白诗选》，共译介李白诗44首。又如著名汉学家卫礼贤翻译的《中德对照诗歌集》、《中国精神》；察赫译著的《李太白诗的隐喻》、《李太白诗作》；洪涛生编著的《中国诗人》；伯尔施曼编著的《唐代诗歌》；埃格斯译著的《东方的中坚：诗人李白的故事》等，各书对李白诗作之译介均十分突出，从而可知李白诗作是德国学者翻译与研究之重点。
俄国关于唐诗的译介，始于1880年出版的王西里院士(1819——1900)所著《中国文学史》。1910年俄国出版的《外国文学公报》，有白居易《新丰折臂翁》和李白诗的译介。1911年俄国出版的《中国诗歌》是第一部中国诗歌的俄文选译本，其中包括李白、杜甫、孟浩然、王昌龄等诗作的选译。苏联译介和研究唐诗的开拓者，应推阿列克谢耶夫院士(1881——1951)。1916年阿列克谢耶夫发表的硕士论文《一篇关于中国诗人的长诗：司空图(837——908)的〈诗品〉翻译与研究》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此书中不仅将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作了高水平的全文翻译，而且对其诗歌理论的内涵进行了深入探讨。阿氏本世纪初还发表过不少有关唐代文学的论文，这些论文也为苏联汉学界翻译与研究唐诗奠定了基础。
二、唐诗对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
我国学者赵毅衡先生在《远游的诗神》一书中，对于中国古代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有详细论述，他写道：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控制着美国诗坛的是所谓高雅派诗人，他们一味以模仿英国诗为能事，而他们模仿的也只是维多利亚浪漫主义的末流，他们是一批写十四行诗的侏儒。美国民族诗歌的伟大先驱者沃尔特·惠特曼和爱米丽·狄更生的作品被人遗忘良久，实际上在新诗运动中他们才被美国人重新发现。
美国新诗运动的时间是1912年至1922年的十年间。当时，美国一些诗人所写的诗被称作新诗，多发表于由美国新诗运动倡导人之一的女诗人哈丽特·罗蒙1912年在芝加哥创办的《诗刊》上，因而这一运动就成为美国现代诗歌的起点。新诗运动既反抗美国的高雅派诗歌，也反抗英国传统，它是一个使美国诗歌现代化的运动，也是一个使美国诗歌民族化的运动，这二者在当时的美国诗人看来是合一的。而为了开创新的诗风，当时的美国诗人积极吸取国外诗歌的营养，其中吸取最多的是中国诗歌的营养，新诗运动本身就是一场中国热。
美国当代著名诗人默温说过：“到如今，不考虑中国诗歌的影响，美国诗就不可想象，这种影响已成为美国诗自己传统的一部分。”汉诗翻译家戴维、拉铁摩尔指出：韦理的译著《百七十首中国古诗选》与新诗运动中心人物庞德的英译汉诗《神州集》对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可能是无可估量的。”意象派是美国新诗运动中最引人注目、也是对美国现代诗影响最大的一个派别，罗蒙在谈到美国新诗运动中所形成的意象派诗歌时认为，意象主义只是中国风的另一称呼而已。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3)是热爱唐诗的美国现代诗人，也是美国新诗运动的最有力的推动者。他曾依据美国东方学家、诗人尼内兹特·费诺罗萨(1853—1908)在日本学习中国诗歌时所作的笔记选译了中国古代诗歌十九首，并于1915年将这十九首译诗集结为《神州集》在纽约出版。在庞德所选译的这十九首中国诗歌中，唐诗占十四首，即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一首，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一首，李白的《长干行》、《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以及古风《胡关饶风沙》、《天津三月时》等十二首。庞德选译这些诗歌时的最大兴趣，即是要从中国诗例中找到对意象派原则的支持，而《神州集》翻译的成功，实际上也就成为意象派的最主要的成绩。庞德的著名创作集《诗章》中的作品也正是在1915年开始写作的，这些作品明显模仿唐诗，因而许多批评家都认为《神州集》是《诗章》的起点，是诗章的“铅笔底稿。”
《神州集》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事最紧张的时期，它第一次把当时欧美诗人和读者最感震动的题材——愁苦，突出地表现出来。“胡关饶风沙”所写的怨妇愁，《别友》、《送孟浩然之广陵》、《送元二使安西》所写的离别恨，《忆归游寄醮郡元参军》所写的怀旧愁绪等等，这些都使欧美诗人和读者在特定环境中深深感受到中国诗的强烈“现实性”。美国新诗运动诗人大都是反战的。当代庞德学术研究权威休·肯纳则指出“《神州集》整本书的 材布局是有意用遥远的中国战争来反映近在眼前的欧洲战争”，这或者也是《神州集》能在新诗运动中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神州集》的影响，美国新诗运动中有不少诗人都学习中国诗歌的构思，把自然意象与愁苦主题紧紧结合起来。例如，《羁客信》(即李白诗《忆归游寄醮群元参军》之译文)被认为是《神州集》全书的核心，故新诗运动以羁客为题的诗便不断出现。
除庞德的《神州集》和韦理的《百七十首中国古诗选》以外，新诗运动时期在美国、英国等地出版的以唐诗翻译为主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本甚多，如克莱默·宾译《玉笛》(1911，伦敦，列入“东方智慧丛书”)；海伦·瓦代尔译《中国抒情诗选》(1913，纽约)；克莱默·宾译《灯节》(1916，伦敦)；詹姆斯·怀特译《选自〈玉书〉的中国诗歌集》(1918，纽约)；冈特译《神州的小花环，唐诗选译》(1919)；弗莱彻译《唐诗英译》(1919)；马瑟斯译《彩色星》(1929，牛律)和《清水园》(1920，伦敦)；爱诗客与洛厄尔合译《松花笺》(1921，纽约)；斯特布勒译《李太白诗歌集》(1922，纽约)；查尔斯·巴德译《中国古诗选》(1922，牛律)；小烟熏良译《李白诗歌集》(1922，纽约)；乔里森译《失落的笛子》(1922，伦敦)；威特·宾纳与江亢虎合译《群玉山头：唐诗三百首》(1922年译成，1928年于纽约出版)等等。这些译本的译者多半同是新诗运动中的重要诗人，他们的译本自然都给了新诗运动以有力的推进。当时为这些译本的翻译工作做出贡献的还有不少中国学者，如赵元任、林语堂、蔡廷干、江亢虎等。
庞德成为本世纪美国诗歌影响最持久的诗人，从美国整个现代诗歌史来看，庞德无疑比其他任何人更为重要。
三、唐诗西文重要译本简介西文
翻译唐诗之重要译本，除前文提到的之外，本世纪四十年代至今尚有不少重要的翻译作品不断问世，其中影响较大的如：英国詹尼斯的《唐诗三百首选择》，1940年伦敦出版；1944年伦敦又出版了詹尼斯的《唐诗三百首选译续集》。美国佩恩的《白驹集》，1947年于纽约出版。法国戴密微的《中国古诗选》，共选译了二百零四位中国古代诗人的作品，包括唐代四十多位诗人的作品一百零六首。法国另有乔治·雅热的《中国文人，唐代诗人及其环境》。德国有卡尔·阿尔贝特·兰格的《瓷亭：李太白诗歌选珍》(1941年出版)和京特·德博的《李白诗选》。美国阿瑟·库珀的《李白与杜甫》，1973年巴尔的摩出版。近年问世的有：法国保尔·雅各布的《唐诗》译本，1983年出版；路易·多黎的《李白诗选二百首》，1980年香港出版；法国帕·卡雷姆的《寒山诗选》；许渊冲、吴钧陶主编的《新译唐诗三百首》1988年香港出版。
此外，唐诗西文译本还有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文种，其中捷克文译本尤为精良。
俄文中国唐诗翻译比英法等欧洲国家要晚一个世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有唐诗的俄译本出版。如《中国日本诗选》，1896年出版，其中包括李白、杜甫的诗歌，这些译诗大都由西方文种转译而来。1911年俄国出版了第一个中国专题译诗集《中国诗歌》，由叶戈里耶夫及马尔科夫合编，选译了李白、杜甫、孟浩然、王昌龄的诗作。1923年出版的《七至九世纪中国抒情诗选》(1937年再版)，书中译介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54位唐代诗人的诗作。五十年代以来，苏联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吉托维奇的《李白抒情诗选》、《杜甫诗集》、《王维诗集》，艾德林的《白居易诗集》、《白居易绝句集》，以及费德林主编的《中国古典诗歌集(唐代)等。七、八十年代，苏联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艾德林的《白居易诗集》、《中国古典诗歌》及《艾德林译中国古典诗歌》等。
四、西方研究唐诗综述
进入本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成为西方世界唐诗研究的中心，正如密执安大学李诊华教授所讲：“图书的丰富，师长深邃的学问和他们对后进的奖掖，学术风气的开放，是造成目前美国唐诗研究高潮的先决条件。”例如斯坦福大学的刘若愚教授(1986年谢世)所著《中国诗的艺术》、《中国文学理论》以及唐诗专著《李商隐研究》等，都是功力很深，很有建树的大部头著作，由于他的研究和培养，使美国的唐诗研究越出了考证和句解的范围，进入审美理论批评的新领域，他也是用巴罗克风格研究中晚唐诗的提倡者。与刘氏并驾齐驱的是耶鲁大学的傅汉思教授，他的《梅花和宫女》一书，对唐诗的形成和特色都有精辟的研究。美国后起之秀耶鲁大学出身的斯蒂芬·欧文博士(宇文所安)，现在哈佛执教。欧文的几部唐诗力著，在东西方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初唐诗》堪称为一部系统研究初唐诗歌的专著。欧文从唐诗产生、发育的自身环境来理解初唐诗特有的成就，这不但突破了前期西方学者研究的模式，而且也较我国学者先行一步对初唐诗演进规律作出了系统论述(参见贾晋华撰《初唐诗》辞条)。1981年出版欧文的《盛唐诗》(参见俞国藩论《盛唐诗》辞条)，又对盛唐诗人的特点做了精辟的分析，例如，在《李白：天才的新概念》一章中，在论述李白各个时期之代表作品的同时，把李白与其同龄人王维的诗歌艺术作了比较研究。他认为，所谓诗人的天才包含着不可缺一的两个方面，即“才华”与“独创性”，而李白正是这样的天才诗人。在论述边塞诗人时，欧文认为岑参是盛唐时期的第二代诗人，他采用南北朝时期谢脁的风格写诗，语言雄健瑰丽，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他的诗着重表述自我感受，这一点与第一代诗人的风格迥然不同。与岑参相比，高适则是一个有特殊情趣与风格的诗人。高适所描述的景色大多是那些灰暗单调的广袤之地，而读者正是被这种气氛激出一种悲壮豪迈的情感。高适虽然生活在盛唐时期，但是他与当时的京都派诗人不同。高适似乎意识到历史对自己的影响，远远超过当时流行的诗风对自己的影响，所以他用特殊的方式发展着自己的独立的风格。欧文结论是：高适与岑参的诗作并无类同之处。
欧文近年从论述诗歌创作进而研讨诗歌理论，他撰写的关于中国诗论的论文，集成八篇文章的集子，书名为《传统的中国诗歌和理论》，1985年由威斯康辛大学出版社出版。接着有《记忆：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经验》，1986年哈佛大学出版，即将出版的还有《中国文学思想读本》。欧文的《传统的中国诗歌和理论》的副标题是“omen的世界”， 他将owen中的W倒写成M，意即以欧文自己的观点这些作品运用了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术语，介绍中国诗论的概念和趣味。
美国关于王维的研究，尤以叶维廉的《藏天下：王维诗选》及余宝琳的《王维研究；象征主义诗人》两著作具有代表性。余宝琳认为“王维诗无概念化痕迹”，“在王维诗歌中是景物在说话，在动作。诗人并不介入，他之视物如物之视物。”并认为诗人不但与道家有联系，同样不可忽略的是诗人与释家的重要联系。美国对杜甫的研究也很见功底，杜甫研究大家洪业的《伟大的诗人杜甫》等多篇论著，不仅对英美学人有启迪，就是对我国学人也很有影响。近年高友工、梅祖麟等教授从语言、意象角度研究杜甫的诗，又取得新的成就，他们运用西方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以杜诗为例，对诗语的语意变化、形象繁富及语汇错综等方面作了细致详尽的分析，并与西方诗歌作了具体的比较。他们的论文对于推进唐诗的深入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另外，美国波士顿出版了一套世界作家丛书，东方学集主编为屠茨教授，题名为《特怀恩世界作家丛书》，七八十年代以来，出版了《杜甫》、《高适》、《柳宗元》、《王昌龄》、《元稹》、《李贺》、《皮日休》、《王维》、《孟浩然》等唐代诗人的评传多种，这套丛书对于西方学者研究我国唐代诗人的生平著作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参考资料。
法国学界在十九世纪中除了译介《诗经》之外，对于唐诗的研究有了新的开端，上文提到著名汉学家埃尔韦·圣德尼侯爵1862年的《唐诗》法译本，书中所附长序《中国诗歌艺术和诗律学》一文，是法国学者研究中国古诗第一篇有分量的文章。此文章至今尚有借鉴作用。
唐诗历来被法国学者视为中国古诗的高峰，对唐诗的研究是法国汉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特别是李白、杜甫、李商隐、张若虚、白居易、王维、韩愈、王梵志等唐代大诗人，倍受法国学人的重视。法国学人把唐诗内容归纳为四种主题，即：自然的主题、友谊的主题、人道主义主题和中国人的享乐主义主题，并认为描写自然则是唐代诗人重要主题。法国学界称“象征主义是中国诗歌的生命线。”法籍华裔学者程纪贤是能够深刻领悟唐诗之奥妙及丰富意蕴的，他的《唐代诗人张若虚作品的结构分析》一文，对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运用法国结构主义作了独特的分析，将诗歌的情韵、意蕴和魅力阐发得十分透彻，从而为探求唐诗的奥秘作出了卓越的尝试。程纪贤的《中国语言研究》一文，则是更系统地运用结构主义批评方法论对唐诗进行了全面艺术的探讨(参见程纪贤条)。程氏的这一精湛之作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被法国《宇宙百科全书》选为1977年佳作之一，同时被转译为英文。另外，法国学者吴德明先生的力著《李商隐研究》即将问世。1986年，法国巴黎出版了寒山诗的法译本《云游四方的诗人》，共收寒山诗331首。这些新的译著无疑对法国汉学界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进程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英国在著名汉学家德庇时爵士之后，十九世纪末期，又出现了不少汉学家，他们对李白、杜甫、白居易都颇有研究。上面提到的翟理思、阿瑟·韦理不仅是英国著名汉学家，也是世界著名汉学家，他们为唐诗的深入研究建立了卓越的功绩。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唐诗的翻译研究在英国从未间断。进入七、八十年代，英国出现了不少以研究唐诗为课题的博士论文。如休斯的《中国的骨与魂》、麦克姆伦的《元稹与早期的古文运动》、赫伯特的《张九龄的生平与著作》等。现代英国著名汉学家霍克斯的《杜甫初级读本》，亦是有影响的研究著作。
德国早期唐诗研究者是佛尔克、豪塞尔、洪涛生、弗朗茨·库恩及冯·察赫等，他们均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架桥者。沃伊奇的《白居易研究》；盖林格尔的《唐诗绝句》；察赫的《韩愈诗作》、 《杜甫》；汉斯的《伟大的诗人李太白诗歌》等。德国当代研究唐宋诗词的权威人士是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主任的德博教授，新秀学者是顾彬博士，顾彬的论著《试论杜牧的抒情诗》和《作为象征和客观关联物的自然》，均为有质量的唐诗研究著作。
苏联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研究唐诗的著名汉学家主要有阿列克谢耶夫、别斯托夫斯基等。五十年代以来苏联对唐诗的研究有了飞跃的发展，诸如费德林的《中国文学简史》，艾德林、索洛金合著的《中国文学》等，对唐诗都作了重点论述。费德林1956年主编的《中国唐诗选》，选译杜甫、李白、李贺、杜牧、李商隐等五十八位著名诗人的优秀诗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费德林为此书所撰写的序言，这篇序言可称为一篇研究唐诗的重要作品，文中阐述了唐诗的发展历史，社会、文化背景，解析了唐诗思想艺术上的伟大成就和唐诗在中国诗歌史的地位以及深远影响。关于唐代诗人研究的专著，有女汉学家菲什曼(1986年谢世)的《李白的生平与创作》、谢列勃里雅科夫的《杜甫评传》。关于唐诗研究的文章，有艾德林的《唐诗简论》，费德林的《白居易》等(参见《苏俄唐诗研究》)。
苏联著名汉学家艾德林是白居易研究家，从四十年代以来，他翻译研究白氏作品从未间断。他认为，翻译是研究外国文学的基础，翻译不论是直译意译均应保持原作的风格与精神，对于原句逐字逐句翻译反而会丧失原作的精神，这点与英国汉学家翟理思的见解类似，但他主张不押韵，要有节奏，这点又与阿瑟·韦理的主张相同。艾德林所译白诗均是生动有力而不失原著风貌的优秀译作。艾德林指出：白居易“既是一位悠久传统的卓越继承者，又纯然是属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的诗人。”
五、唐代诗歌对于日本等东方国家的影响：
日本江朝期(即初唐时代)，唐代的近体诗已在日本流传，但影响尚不大。奈良时期(略当中国盛唐时代)，日本著名留学生阿部仲麻侣(唐名晁衡)留学唐朝，他与王维、李白、储光羲等唐代大诗人的友谊与诗歌往来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平安朝初期(略当中唐时期)，日本诗论大家释空海的名著《文镜秘府论》六卷的出版，这是日本学人受中国古代诗歌影响的一部诗歌论著。当时的日本嵯峨天皇也是热爱唐诗的一位诗人，他的《杂言渔歌》五首，明显地受了唐代宗大历年间张志和所作之《渔父词》的影响。在嵯峨帝(平安朝初期)以后的百年间，中国唐诗深深地影响于日本诗词界。例如，万叶时期的日本大诗人大伴旅人的《赞酒歌》十三首，是仿晋刘伶的《酒德颂》及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月下独酌》而作。其中“以圣名清酒，先贤信知言”，明显借助于李白诗歌“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之诗句。那时日本的应诏诗类似中国的应制诗，游宴诗相当于公讌诗，赠答诗相当于唱酬诗，和歌相当于和韵诗。题詠送别歌也大多是仿唐诗的风气的。如送别忆良的《好去好来歌送遗唐使》，是模仿岑参的《胡笳歌送颜真卿使河陇》，这种诗歌显得十分洒脱、生动、真切。万叶期间日本出版的《怀风藻》、《凌云集》、《文华秀丽集》以及《经国集》等，皆是日本学人辑录中国古代诗歌的范本。
我们都知道。白居易的诗歌在他生活时代就已传入日本， 日本嵯峨天皇就珍藏有白氏文集。白氏诗歌在日本废止遗唐使以后的后醍醐帝时期，颇为流行。后醍醐帝极喜好白诗，在后醍醐帝影响下，仿效白诗成为风气。村上天皇第六皇子具平亲王有诗云：“韵古潘与谢，调新白将元”(指白居易及元稹)。白居易诗歌之所以在日本广为流传，主要原因是白氏在中国声望极高，诗又平易，富于情趣，诗中奥妙与意蕴很容易被日本人所理解。
相当于南宋孝宗至明神宗时期的日本镰仓室町期，日本输入了禅学，这期间的唐诗影响有所减弱，以僧人为主的“五山文学”兴起，流行宋黄庭坚的《古文真宝》和宋周弼的《三体诗》。三体诗以中晚唐的律诗绝句为主。但这个时期高僧中有学识的如虎关僧人等，仍特别推崇李白杜甫的诗歌，而僧人义唐特别推崇杜甫。到了江户时期(相当于明神宗至清穆宗时期)，大文豪狄生徂徕倡导古文辞学，即推崇明代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等前后七子的主张，在诗歌方面以七子的作品作模范，徂徕弟子、日本大文豪服部南郭(1683——1759)将李攀龙所选的《唐诗选》 (尊盛唐诗歌)加以翻译、注解，使其在日本广为普及，从而取代了主中晚唐诗歌的《三体诗》的地位。进入本世纪以后，不论是月舟寿桂的《三体诗幻云抄》，还是服部南郭的《国学解唐诗选》均有影印本、修订本及再版本出现，可见这两派一直影响着日本唐诗研究界。
自昭和元年(1926)开始， 日本汉学界对于唐诗的整理、研究，无论是从质量和数量来衡量，都堪与我国唐诗研究界相媲美，其特点有以下一些：
1、重视唐诗各种版本的收藏整理工作。例如日本现存最完整的宋本《李太白文集》，藏于东京静嘉堂文库，已在日本唐诗研究家平罔武夫主持下于1958年影印出版。有关唐诗的译注，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就出版了《续国译汉文大成》，这套系列书中包括王维、杜甫、李白、白居易、韩愈的全部诗作的注释本。
2、为了推进学术研究，日本学术界十分重视各类工具书的编纂工作。王维、李白、韩愈、杜牧的诗歌索引，在五十年代前后完成。自1976年以后，又出版了系列的唐代诗人的诗歌索引。如：丸山茂的《张籍诗歌索引》、安东俊六的《陈子昂诗索引》、岩间启二的《湿庭筠歌诗索引》、新免惠子的《岑参歌诗索引》、前川幸雄的《柳宗元歌诗索引》、早稻田大学编的《李商隐诗索引》、中国学术考究会编的《孟浩然诗索引》、盐见邦彦编《骆宾王诗一字索引》，还有皮日休、王昌龄、孟郊、元稹诗歌索引以及将出版的平冈武夫编《白氏文集诗歌索引》、全十二册《唐代研究指南》等。
3、日本学者注重中国与日本学术界一贯遵循的传统研究方法，即注重版本考证、文字校勘、笺注讲解等细微翔实的基础工作。例如：前野直彬编有《唐诗鉴赏辞典》，目加田诚编有《唐诗三百首(清孙洙撰)译注》三册，近藤光男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唐诗集研究》，是对《四库提要·唐诗集》的详细译注，黑川洋一的《孟襄阳集编年诗注》上、下、续，是对孟浩然诗的编年和注释。
4、各大学、研究所以著名汉学家为主导组织成唐代诗人研究室，严格立足唐代诗人本身，力求吃透诗人诗作的一字一句，从各个角度、各种可能性来探求诗意，并注意与诗人有关的前后作家作品之间的联系，进行对比研究。
5、出版高水平的翻译诗作，这为日本学术界深入了解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性提供了最直接的渠道。
日本学术界每年要发表五十篇左右有关唐诗的论文(包括赏析文章)。关于每个时期诗人的生平、诗歌分析评价近年不断有专门研究著作出版。例如小林太市郎的《王维的生平与艺术》；松甫友久的《李白研究：抒情结构》；大野实之助的《李太白诗歌全解》；吉川幸次郎的《杜甫札记》、《杜诗论集》；黑川洋一的《杜甫研究》；山本岩的《孟浩然行年考》；野泽俊敬的《岑参边塞诗札记》；原田宪雄的《常建诗集校注》；花房英树的《白氏文集的批判研究》；近藤春雄的《长恨歌、琵琶行研究》；前野直彬的《韩愈的生平》；清水茂的《韩愈》；原田宪雄的《李贺论考》；花房英树、前川幸雄的《元稹研究》；山之内正彦的《孟郊诗论：以系列诗为中心》；山内香夫的《杜牧研究》；山之内正彦的论文《李商隐表现考：以艳诗为中心》；冈田充博的《中晚唐时期“闲吟”札记》等。关于唐诗总论等方面的著作近年有前野直彬的《中国古典诗总论》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唐诗研究是日本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最活跃的领域之一。
唐诗传入朝鲜、越南等东方国家，并影响这些国家的文化发展亦有较长的历史，早在十五世纪的李朝成宗十二年(1481)，朝鲜即刻刊了杜甫的诗集《杜诗谚解》二十五卷，因为《杜谚》之初刊本于当时所刊不多，实为稀有之珍本。《杜谚》本对朝鲜影响很大，1632年又出版修订本，1973年南朝鲜大提阁根据此修订本影印。1958-59年汉学家李炳畴的《杜诗谚解批注》出版，可见《杜诗谚解》在朝鲜影响之大。另外，朝鲜著名汉学家李植(号泽堂，1584——1647)所撰(纂注分类杜诗泽风堂批解》，26卷，书中遍会诸家注及自注，并附传记、短评及口诀于原诗，可使读者便于学习杜甫诗歌。此书1640年成书，刊刻于1739年。十七世纪朝鲜刊有萧士贇本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当代朝鲜著名汉学家张基槿博士的《中国古典汉诗人选：李太白》一书，共译李白诗歌111首， 将李白诗歌分为“自然与闲适”、 “风情与 怨”、 “感怀与醉兴”、 “脱俗与报国”四类给以译论，译笔流畅，忠于原诗之意旨，对于朝鲜汉学界研究唐诗是一部具有指导性的译著。书中所附张基槿撰长篇“序言”题为《诗仙李白》，对于李白的生平、思想、艺术、评价均作了详尽的论述，这篇序言可算是一篇有水平的学术著作。七十年代朝鲜民音社出版了朝鲜知名中年汉学家高银的《世界诗人选(一):唐诗选》一书，此书列入“世界诗人选”论丛。书中分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和五、七言律诗三部分加以译述，包括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等唐代著名诗人的诗作。高银的译作固守直译方法。此外，朝鲜近年还有李白等唐代诗人的传记著作出版。
唐诗传入越南的时间，约与传入朝鲜的时间差不多。最早将白居易的《琵琶行》译为越南文的著名学者是潘辉咏(1800——1870)，这一译作被越南学术界公认为是最好的译文。随后还有《国音演琵琶行》，收入《石洞先生诗集》中。近年越南又发现了两种白居易《琵琶行》的译本，均为潘文爱所译。篇名为《琵琶行演音》与《又演歌曲》。潘文爱(1835——？ )，为越南著名诗人，对于唐诗颇有研究，译有白居易、杜甫、元稹等唐代诗人诗歌。他的《琵琶行演音》，被越南汉学界认为是忠于原著的又适应越南诗歌格律的高水平的译作。1962年，越南出版了南珍选、华冰(音)等翻译的《唐诗》一书由河内文化出版社出版，共两册。书前所附“前言”，对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伟大诗人作了评介。
六、唐代诗歌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
国外唐诗研究，特别是西方学术界近年的唐诗研究已冲破了传统的研究方法，跨入了新学科的研究领域。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有原型学、现象学、符号学、结构主义、语言学、比较文学、意象统计等等，不胜枚举。
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徵确言：“汉诗为中国文化最高成就，或中国天才之最高表现”。综上所述，足以证明戴密徵此评价之真实性与准确性。中国不愧为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华民族历代诗人用他们的智慧与社会实践谱写了成千上万动人心弦的、优美的、富于生命力的光辉的诗篇，这些诗篇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宝藏，这些诗篇如同滔滔江河之水流进人类文化的大海洋，汇成人类壮丽宏伟的诗的大图景。中国的文明，中国的诗篇，中国的唐诗自古以来就吸引着数不尽的国内外读者，使他们倾倒、敬慕、喜爱、仿效，中国的诗，中国的唐诗在世界文学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将永远推动世界文化的进展。美国新诗运动倡导者埃兹拉·庞德说得好：“中国诗是一宝库，今后一个世纪人们将从中寻找推动力，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那里找推动力一样。”王丽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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