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对日本汉文学的影响

日本汉文学即日本人用汉语汉字写作的文学，被视为日本“第二国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从七世纪中叶的天智天皇时代起，在朝廷中开始盛行起学赋汉诗的风气，涌现出大友皇子、大津皇子等较早的汉诗人；在贵族的宴席上，在接待外国使节的场合，赋诗还作为社交的重要内容。以长屋王为首，藤原房前、藤原宇合、石上乙麻吕、石上宅嗣、淡海三船等都是当时文学侍从的代表。初唐四杰，特别是王勃、骆宾王带着浓重华艳色彩而又具有清新阔达意境的诗作，已经引起汉诗人们的注意，在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成书于751年)长屋王以后的时期的作品中，明显地遗留着摹拟他们的痕迹。如长屋王《初春于作宝楼置酒》等诗及序，都在构思与语言上摹仿了王勃、骆宾王的作品。《怀风藻》汉诗作者中有二十人同时又是《万叶集》歌人，这占《怀风藻》六十位诗人的三分之一，他们同时进入和歌创作的领域，对于“万叶和歌”从内容和形式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平安前期汉文学空前繁盛，汉文成为宫廷皇族和贵族通用的文学。不仅朝廷公文要用汉文来写，而且吟咏汉诗成为官僚必备的修养。嵯峨天皇时代还编撰了汉诗集《文华秀丽集》、《凌云集》、《经国集》；空海辑录的汉文诗论《文镜秘府论》、《文笔眼心抄》也是为日本人学写汉诗而编撰的。《文镜秘府论》是空海就带回的崔融《唐朝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元兢《诗髓脑》、皎然《诗议》等书排比编纂而成。作者希望通过本书能使读者“不寻千里，蛇珠自得；不烦旁搜，雕龙可期”(《文镜秘府论》)，书中所引用的材料，对于考察我国古诗到律诗的过渡情况，研究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平安时代汉诗的显著变化，是题材扩展了，表现形式上也突破了主要是五言体的诗型，增加了许多七言体作品。模仿白居易、元稹等人的诗作，如菅原道真仿《劝酒十四首》、《春深》等写作的《寒早十首》、仿《卖炭翁》等写作的《路遇白头翁》，反映了那一时代日本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实际生活，诗风平易，叙事清晰。
日本中世前期，贵族们举行传统的“诗歌合”之类汉诗和歌合集之会，也屡屡举行汉和、和汉的“连句”（联句），但总的来说，汉文学处于停步不前的状况。随着中国禅僧赴日及日本僧侣留学中国，僧侣开始冲破贵族对汉文学的专有。五山禅僧研讨宋学，出版著述，开创了以汉诗文为主要内容的五山文学发达的新生面。诗歌繁荣是前期五山文学的特点，后期研究、注释中国诗文的成就与各种“抄物”的出版令人瞩目。日本南北朝时代五山文学盛极一时，中圆月、绝海中津、义堂周信等登堂入室，一心要写出与中国唐宋诗人相媲美的佳作。入元达十一年之久的别源圆旨，有《南游集》、《东归集》，元僧清拙正澄评其诗“概得大唐音调，语意活脱，如珠走盘”。
杜牧诗特别是他的绝句，富有淡泊恬静的生活情趣和绰约含蓄的深远意境，这些作品颇得五山诗僧的喜爱。模仿杜牧绝句的僧人诗甚多，如虎关师练《秋日野游》：“浅水柔沙一径斜，机鸣林响有人家。黄云堆里白波起，香稻熟边乔麦花”，是仿杜牧《山行》，连用韵也相同。绝海中津《读杜牧集》：“赤壁英雄遗折戟，阿房宫殿后人悲，风流独爱樊川子，禅榻茶烟史鬓丝”，以古绝《赤壁》、赋《阿房宫赋》、七绝《禅院题》来代表杜牧的风格，表露自己的欣赏之情。
江户时代的汉文学是继平安时代的第二个高峰，不少作者是精通儒学并为武士阶级效劳的学者。其前期承袭五山余绪，儒者或效仿李攀龙、王世贞，以复古反理学；或鼓吹袁宏道的“性灵说”，重视性灵或性情，使唐诗与唐宋八大家的影响日益深入。后期汉诗文写作形成不小的高潮，诗社峰起，诗派林立，一直到明治时代，仍涌现出一批名声不小的汉诗文家。诗人们“或祖唐宋，或祢明清”，汉诗的理论还给和歌理论以影响，“诗与和歌，一源而殊派，同情而异用”(伊藤仁斋：《和歌四种高妙序》)是当时比较普遍的见解。
汉诗的写作在明治一二十年显出兴盛的势头，汉诗人模仿唐诗的格调来反映当时的社会变动。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的传入，唐诗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作风。森泰二郎《唐诗选评释》等，是较有代表性的注释鉴赏唐诗的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