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诗之争

诗分唐宋，不仅是由朝代之别，而且还因风格之异。唐宋诗之争，始自南宋。概而言之，自南宋至明代中期，以宗唐为主，扬唐抑宋，明末至清末，则宗唐与宗宋并行，而以宗宋为主。
最早开启唐宋诗之争者是张戒。其《岁寒堂诗话》中说：“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子苏、黄。”他批评苏轼“以议论作诗”，批评黄庭坚“专以补缀奇字”，认为“苏、黄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最有代表性的是严羽。他推主盛唐，力贬宋诗，认为盛唐之诗“唯在兴趣”，“透彻玲珑，不可凑泊”，“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下同)而宋人则“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处何在？”此外，他还从气象、词理、意兴诸方面论述了唐宋诗之别，奠定了后世唐宋诗之争的基本范畴，自此以后，无论是宗唐派或宗宋派都无不受到他的启发。严羽以后至明代中期，诗坛大都扬唐抑宋。明初刘崧首倡“宋绝无诗”(叶盛《水东日记》引)之说。茶陵派领袖李东阳也认为“宋人于诗无所得”。此后以他的门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诗派更是高举“诗必盛唐”的旗帜，贬斥宋诗，以摹拟唐诗为尚。前七子之后，又有后七子、后五子诗派流行。他们大都宗主盛唐，从诗法、意兴、气韵诸方面褒扬唐诗。其基本理论大都没有超出严羽。
宋明宗唐派除了宗主盛唐之外，还有宗主中晚唐者。南宋有永嘉四灵，以贾岛、姚合为宗，称之为“二妙”。明末有钟惺、潭元春，他们认为：“国朝（明）诗无真初盛者，而有真中晚，真中晚实胜假初盛。”(《隐秀轩文往集·书牍)至清代则有冯班、吴乔、贺裳。他们以晚唐李商隐、温庭筠为宗，讥贬宋人。冯班认为，黄庭坚之诗“粗硬槎牙，殊不耐看，”“若从义山入，便都无此病。山谷用事琐碎，更甚于昆体；然温、李、杨、刘用事皆有古法，比物连类，妥贴深稳。”(《才调集》评)又说：“夺胎换骨，宋人谬说，只是向古人集中作贼耳。”(《钝吟杂录》)
扬宋之论亦始自南宋。宋明虽以宗唐为主，但亦间有扬宋之说。南宋刘克庄说：“宋诗非不愧于唐，盖过之矣。”(《本朝五七言绝句序》)明瞿佑说：“世人但知宗唐，于宋则弃而不取，众口一辞，乃至有诗盛于唐、坏于宋之说。私独不谓然。”(《归田诗话》)他们的论点只是片言只语，不成系统，至明末公安派兴起，则力排七子，称扬宋诗。袁宏道认为“唐无诗”，“诗文在宋元诸大家。”(《与张幼子尺牍》)他针对严羽所不满的“学问”、“才识”等方面对宋诗进行辩解，并从发展的观点出发，批评前后七子派的抄袭摹拟之习，肯定宋人“变唐”的成就。公安派倡导的宗宋之风在清朝逐渐形成了一股文学思潮。留良、吴振之等人专尚宋诗，他们编选了百余卷的《宋诗钞》，批判了明复古派剽拟唐人们“臭腐”行为(见《宋诗钞·序》)。与吕、吴同里的叶燮更是从理论上剖析唐宋诗的艺术特征。他认为，“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并不只出现在宋诗中，“唐人诗有议论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议论尤多。”且李白之乐府、杜甫之《前后出塞》及《潼关吏》，亦正是以文为诗。因此用“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之词病宋人之诗，是不懂宋诗。叶燮之后，翁方纲倡肌理说，宗主苏、黄。他认为“宋人精旨，全在刻抉入里，而皆从各自读书学古中来，所以不蹈袭唐人也。”(《石洲诗话》)道光以后，形成了一场宋诗运动，至同治、光绪间又出现了以学宋诗为主的“同光体”。其权威理论家陈衍认为：“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佑也。……今人强分唐诗、宋诗，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石遗室诗话》)“同光体”是宗宋派的最后表现。当代毛泽东鄙薄宋诗，认为“宋人多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腊。”（给陈毅同志的一封信）此外，钱钟书之《谈艺录》、缪钺之《诗词散论·论宋诗》，亦详论唐宋诗在语言、作法、意境、风格诸方面的特征，无门户之见，持论较平，可谓历代唐宋诗之争的总结。齐治平著有《唐宋诗之争概述》（岳麓书社八三年版）可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