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曲艺

曲艺是一种兼说兼唱的表演艺术。一般认为唐代才是曲艺的形成时期。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在唐代，才出现佛教音乐世俗化这样一个促使曲艺成熟的条件。
中国佛教音乐是在三国时候开始它的历程的。当时一名原籍西域月支国的僧侣支谦，在吴国传授了《帝释乐人般遮琴歌呗》，遂导致了呗赞音乐系统的建立。“呗”是梵语的音译，意思是歌咏佛经，“设赞于管弦”。它在中国有两种用途：一是唱诵佛经的谒颂（诗体部分），人称“梵呗”；二是唱诵佛经的长行（散文部分），人称“转读”。晋宋齐梁时期，“梵呗”和“转读”在中国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建康地区得到了充分发展。
佛教音乐的另外两个系统——“唱导”和“佛曲”——也在南北朝形成了。“唱导”是一种面向普通群众的佛教表演艺术。它用于宣讲佛经，以“广明三世因果，却辨一斋大意”为内容，从民间音乐中采摘各种音乐素材，不拘一格。这些方面都不同于呗赞。唱导制度是在东晋后半叶由庐山僧慧远创立的，后来成为净土宗宗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家知道，净土宗讲究化导世俗，以期往生西方净土，是一种世俗化的佛教派别。“佛曲”的本来涵义是娱佛和礼佛之曲。它是西域佛教音乐的重要部分。北朝时候，大批佛曲随着西域乐工伎人的迁徙而传入中华。在《羯鼓录》、《唐会要》和陈旸《乐书》等文献中，佛曲名目被记录了七十多曲；在《洛阳伽蓝记》等北朝文献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佛教节庆活动中表演佛曲的盛况。
“呗赞”、“唱导”、“佛曲”，这三种佛教音乐教刺激了曲艺艺术的发展。“呗赞”提供了一种韵散相间的文学形式，使兼说兼唱成为唐代佛教音乐艺术的主要特点。“唱导”提供了一种佛教音乐世俗化的手段，使“俗讲”风尚盛行于唐五代。“佛曲”则代表了一种深入于群众之中的音乐文化，它导致中国佛寺音乐团体和佛寺“戏场”的大批产生。这三种音乐的作用点有所不同：呗赞主要作用于文学，例如影响了唐代诗文相配的传奇文学以及吟诗法；佛曲主要作用于歌舞，例如在佛曲的名义下产生了《舍利弗》、《婆罗门》、《浑脱》、《钵头》这样一些歌舞戏，以及《散花》、《大燃灯》这样一些风俗舞。唱导则主要作用于曲艺。唐代的净土宗大师，例如善导、法照、少康，都曾积极从事俗讲活动；唐五代的敦煌俗文学作品，例如《庐山远公话》、《孝子传》、《无常经讲经文》、《目连变文》、《十二时修西方》等等，无论就其内容看还是就其形式看，都是净土宗用于唱导的文本。
由于上述事实，所以我们说：中国曲艺是在唐代才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的。佛教音乐系统的建立，是曲艺艺术得以独立的重要历史条件。从这个角度看，佛教音乐文化是中国曲艺的渊薮。
唐代曲艺主要有四种形式，它们都以兼说兼唱为特点。一是“俗讲”。它的性质是宣导佛教经典的故事讲唱。它所使用的文本称作“讲经文”，以作为结构骨干的经文、作为经文演绎的散文和复述散文解说的韵文三部分组成。二是“转变”。它的性质是配合图画的故事讲唱。它所使用的文本称作“变文”。它采用韵散相间的方式讲唱佛本生、本行故事和各种民间传说、历史故事。三是“唱词”。它的性质是间插说白的表演唱。它所使用的文本称作“词文”，以韵文为主而以说白作为韵文内容的补充和过渡。四是“说话”。它的性质是以散说为主的故事讲唱。它所使用的文本称作“话本”，以散文为主，讲述俳谐故事、怪异故事、因缘果报故事和其它民间传说故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曾对敦煌文学体裁作过许多讨论，其实从曲艺表演的角度看，这些体裁的界线是容易划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