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乐府诗融合“边塞”与“闺怨”的机能

松浦友久（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在《连接“边塞”与“闺怨”——关于乐府诗的表现机能》(载《中国诗歌原论》，大修馆书店1986年4月15日初版发行)一文中，从边塞诗与闺怨诗这两大主题入手，探讨了唐代乐府诗在唐诗创作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
众所周知，在唐诗中边塞诗与闺怨诗是两大重要的主题。并且，在实际创作当中，这两大主题常常存在于同一首诗里，互相融合而难以截然分开。例如李白的《塞下曲》之四与《秋思》之二即如此。松浦友久在研究中发现，唐诗中边塞与闺怨相互依存的现象并非是无条件的。事实上，这种现象大体上出现在乐府诗中，而在非乐府诗作的徒诗系的作品中，很难看到两者的融合。
岑参是边塞诗人的代表之一，但是他与王翰、王之涣、高适、王昌龄等人有很大的不同。当然，这是因为他两度亲赴西域，有戎马生活的体验，而从边塞诗论本身来看，岑参的特点则在于，他完全不创作那种根据乐府题而作的边塞诗。结果，他的边塞诗没有一首能够不加变动地收进《乐府诗集》中去。岑参把现实体验作为诗作的契机，从而创作歌行体的边塞诗，至少作为作品的群体，没有第二个人的诗作可在这一点上与他相比。岑参虽然对诗歌中的音乐性抱有共鸣，但是却不愿意被传统乐府所具有的强烈的拟古性格所束缚，所以才会导致这种结果吧。
基于上述分析，松浦进一步指出：岑参的边塞诗中极为缺乏与闺怨诗的联系。其原因还是应该在他不作乐府题的边塞诗这一点上来考虑。对于在八年中两次体验边塞生活的岑参来说，能够确认诗人自我的，也许不是被客体化了的乐府诗，而是主体化的并且是第一人称的边塞诗吧，何况他自身本来就对乐府诗没多少兴趣。
为什么边塞诗与乐府诗相互依存的倾向大多存在于乐府诗之中呢？松浦认为，唐代乐府诗有三个特点：一、（无论可唱与否）它引起对音乐性的联想。二、（基于拟古性的）视角的第三人称化、场面的客体化。三、(有关本事、讽谏的)表现意图的未完结化。而边塞与闺怨的相互依存，就在于第二项机能。古乐府的手法就在于它的拟古性，创作时要以该乐府题的意向和已有诸作品的意象为前提，在此基础上求得创新和发展。这样一来，只要某乐府诗题中边塞与闺怨相互依存，其意象就容易被后出的相同题目的作品忠实地继承。并且，闺怨的主要原因在于丈夫的征戍，思乡的主要原因在于闺中的妻子，边塞与闺怨的意象本来就存在于这种易于相互依存的关系中。
松浦又指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由于乐府采用第三人称，具有场面客观化的机能，诗中就较易写入对女性的思慕。因为在作为当时士大夫社会的抒情工具的古典诗中，用第一人称的主体性的方式来表白男女之间的恋情，这在当时还具有心理上的障碍。
对于这种第三人称和场面客观化的表现方式，松浦进行了进一步挖掘，指出：这种表现手法能够赋于闺怨描写以积极意义。因为作为士大夫的作者自身始终与诗歌中的世界保持一定距离，当他讽刺时政的时候，由于主体性不直接介入，因而具有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