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国与日本

唐代中国与日本的关系颇为密切。双方互派使者，沟通往来。总计唐代日本所派“遣唐使”有13次之多，迎送唐朝到日本的使节的 “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有6次，合计共有19次，所派“遣唐使”经常带领许多留学生或学问僧来唐学习中国的文化和佛教经典。特别是唐高宗起，到中宗、玄宗时，大规模派遣使团来唐，多时竟达一次500人。因而唐朝和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空前发展，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受到唐朝很大影响，如日本孝德天皇的大化革新，就是在高向玄理等留华学生的协助下进行的，受到唐朝制度的很大影响。大化革新以后，在文武天皇时所建的平安京（京都）就是模仿唐朝的长安城建成的，当时颁行的班田制、租庸调及《大宝律令》都受到唐朝的直接影响。日本在大化革新后的官制也大体依照唐朝。佛教经典也大量传入日本，著名的鉴真大师东渡日本，带去大量佛经，传入了天台宗，还将寺院建筑、雕塑艺术和医药等传到日本。空海等回国后仿汉人草书制定平假名，吉备真备取汉字偏旁制定片假名，创造了日本文字。可见，唐代中国与日本的往来较之前代更为密切，唐代文化影响日本至大且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