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进哭贡

中国封建社会末世是一个失去其合理性的历史阶段，产生了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洋相”。受制于这种不合理性，儒林士子被扭曲、被异化，暴露出种种荒唐的丑态，《儒林外史》在探究封建末世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时，对这类丑态尤其敏感。当我们在几百年之后通过这一部小说来窥视当时的儒林“洋相”时，作家首先推出的是一个老童生哭贡的讽刺性场面。作品描绘出的这一幅儒林“洋相”图，为读者反思这段愚弄过一代文人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真实、生动的生活场景。封建科举制度，由这种制度衍生的八股士子，都已转化为历史，今天已难以觅其踪迹，但当我们看到周进歇斯底里地哭贡时，仍然感到可笑，感到震惊，感到痛心，感到愤慨，这表明： 小说冷峻的笔触，无情的嘲讽，蕴含着一种摄人魂魄的艺术力量。
周进这一艺术形象之所以能够活灵活现，声态并作，是由于作家紧紧扣住人物的哭泣予以淋漓尽致地表现所产生的效果。人的感情是复杂的，既有理性，又有非理性； 既有逻辑，又无逻辑； 既有意识，又无意识。所以人的感情活动潜在着巨大的张力，能突破人的正常言行举止，常常表露出被社会忽视的侧面。周进一哭，感情的张力发挥了作用。他给人的那种有理性的，有逻辑的，有意识的印象就开始胀裂，被社会所忽视的那种非理性、无逻辑、无意识的情感流程就呈现出来了。而老童生哭贡正是由于有这种非理性、无逻辑、无意识的心理内容，才有“洋相”的意味，才能真实地展示被愚弄、被异化的心态。
周进的哭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人高兴时，总是在经验一种肯定性质的体验。而人悲伤时，也总是在经验一种否定性质的体验。人会喜极而泣，也会悲极泪下，周进的哭与悲相联，而与喜无关，因此，他内心深处正在经历的显然是一种否定性质的体验。不必说人是有意识的，对自身的情感具有自制力，只有正在经验着否定性质的体验张力过大，才能使人的心理失去平衡，摆脱自我意识的调控。周进“一号哭过，又哭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周进这种歇斯底里的情感失控状态，充分展示出他所经历的否定性质的体验的严重性，对周进心理结构发生极大倾斜的这一表象，作家不惜笔墨地极力渲染。如果面对着的只是一个普通老人，我们也会象小说里的众人一样，只感到“心里都凄惨起来”。但这个人物却是一个老童生，他所经验的否定性质的体验还有着令人深思的特定社会内容。
人的喜怒哀乐，与人的需要有关。周进作为一个童生，几十年间不断地出入科场，一心想顺着科举的阶梯爬上去，但却始终未能如愿，他一生中处于不断期待的精神状态，但这种期待又一直不能兑现。这必然使他的心理只能经历那种否定性质的体验，这种期待是由老童生的社会角色所规定的，不期待举业如意，就不具备这种社会角色的资格。但这种否定性质的体验却并不完全由这种社会角色所规定，它与人的情感活动本性密切相关。任何人在情感受到挫折时，都会经验这种否定性质的体验。周进在贡院里恸哭不已，毫无掩饰地流露出的正是他的真情实感。他几十年间把自己的情感都系在老童生这一社会角色上，他只有一种需要，一个人的情感完全被角色化了。但作为一个老童生，他的情感经历始终充满辛酸、屈辱和失望。他虽然正是“花白胡子”，但由于是童生，是“小友”，因而备受刚进学的 “老友”梅玖的挖苦、讽刺和嘲笑。举人王惠对他就更不客气，在周进处避雨时，王惠不但目中无人地在周进面前大吃大嚼，毫不礼让，而且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害得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时运不济，举目无望备受白眼和欺凌，这就难怪周进步入号房后，“见两块号板摆得齐齐整整，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当我们耳边传来周进那撕心裂肺的哭声时，我们不仅感到这已经是一种变了样的哭声，是异化了的、无血色的畸形人的呜咽，而且也必然更为痛恨那个压迫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黑暗社会。
哭贡的尾声也是颇具有讽刺意味的。老童生的功名需要取向受到挫折，但他并没有放弃对这一可悲目标的追求，他对举业的期待确实是近乎本能的，当众人准备凑银两与他纳监进场时，他立刻刹住悲声。他的情感活动始终围绕着举业这一轴心，越是经验否定性质的体验，便越是激发对举业的期待。一种恶性循环的心态，必然产生恶性的离心力，把他的灵魂和人格都抛向人的需要之外，似乎只有抓住功名需要的取向才是他的命根子。周进对为他捐监进场的商人感恩戴德，声称： “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并且“爬到地下就磕了几个头”，这个童生对举业的依赖感是多么迫切！而他对举业看得越重，心理便越发畸形。在这里，作品又一次让我们看到科举制度的罪恶是多么怵目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