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1930～Wu Jinglian
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改革》 杂志主编，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吴敬琏祖籍江苏常州，父辈寄寓重庆。1930年1月24日生于南京一个具有从事民主斗争传统和企业家精神的知识分子家庭里，家学渊源深厚。少年时代抱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之志，但抗战胜利后的国内政治环境，使他对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产生了兴趣。1948年吴敬琏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因病于1950年才正式入学，选学经济系。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院系调整，经济系并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1954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入所后，曾跟随后来成为苏联著名改革经济学家、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A·毕尔曼学习，研究企业财务和财政问题。1956～1957年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此时，东欧的一些经济学家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提出批评，吴敬琏也开始对从苏联传来的若干传统理论观点发生怀疑。1957年被当作“右派边缘人物” 受到批判。后来，他先后参加了孙冶方主持的 《社会主义经济论》 和于光远领导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小组的工作。在中国社会“左” 的倾向日趋严重的这段时间里，吴敬琏的经济思想也受到 “左” 的思潮的影响。其中在1960年初发表的 《社会主义的过渡性》 一文曾引起国内外的较大反响。但他在 《社会主义 〈经济表〉》 等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仍注重探讨比较而具有新意。
1964年下半年至1966年初，吴敬琏参加了 “四清”运动，有机会比较切近地观察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在思想上酝酿着重要转折。“文化大革命” 的10年，特别是1968～1972年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河南 “干校” 生活中与顾准这位无私无畏的思想家的朝夕相处、共同探讨，促成了吴敬琏人生历程的新转变，对中国的 “左”倾错误出现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作了认真系统的思考，为以后的理论发展作了准备。1975年吴敬琏被当时建立不久的国务院研究室派到山西省昔阳县，与南开大学教授魏埙一起主持 《大寨经验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书的编写，经调查和对实际情况的掌握，他与编写组的其他成员一起，坚决抵制了原山西省委和昔阳县委一些人想在书中宣传 “左” 倾观点的要求。1977～1978年间，他向有关领导包括邓小平汇报了大寨和昔阳的实际情况及存在的严重问题。
粉碎 “四人帮” 后，吴敬琏积极参加了批判林彪、“四人帮” 的反动理论和拨乱反正的工作，他参加了于光远等发起的 “按劳分配讨论会” 的筹划和组织工作，在经济理论界对极“左” 思潮发起了系统的批判。他认为，“四人帮” 那一套理论和政策，是旧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花样翻新。与此同时，吴敬琏开始了对中国经济管理体制应当如何进一步改进的探讨。他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企业的独立性、物质刺激和奖金制度、加强企业经济核算的探讨方面都作出了努力。吴敬琏在研究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时，也对与之相联系的传统建设方针和发展战略提出了批评。他提出，应对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实行调整； 要重视影响产业结构的资源、科学技术、消费和经济制度等因素的作用； 要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等。
随着改革发展中认识和实践的相互撞击，吴敬琏对改革理论的认识也日益深入。他的研究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更深刻地探求原有体制弊病的根源、改革的实质和要达到的目标模式这样一些根本问题上。为此，吴敬琏与其他几位经济学家一起，为在中国开辟比较经济体制研究这个新的学科作出了巨大的努力。1980年末和以后的一些时间，吴敬琏有机会与来华访问的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和捷克经济学家锡克等接触交流。1983年1月吴敬琏去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改革研究所从事客座研究，研究东欧国家改革的历史和现状，并对理论经济学进行了再学习。通过这段研修，吴敬琏对以下基本理论问题形成了新的认识： (1) 经济体制的基本功能和衡量经济体制优劣的标准，在于资源配置及其有效程度。(2) 资源配置方式或经济体制有两种基本类型，即以行政手段为基础的 “统制经济” 或“命令经济”和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 “商品经济” 或“市场经济”。(3) 通过预定计划配置资源虽然在动员资源并集中用于国家重点部门方面具有优势，但在非紧急状态下使用这种方法，有一个致命弱点，即效率低下。换言之，社会主义经济必需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基于此，吴敬琏提出了“任何真正的改革都必定是 ‘市场取向’ 的”这一明确的改革目标观。他认为，既然传统体制弊病的根源在于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本身，我国从50年代以来采取的“行政性分权”改革就不可能建立起一种有效率的经济体制，而只能形成“一放就乱、一收就死” 的循环。他的这些论述，促成了1992年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
基于以上基本认识，吴敬琏指出，改革既是一场破除旧体制的深刻革命，又是一项建设新体制的宏大工程。1985年，他提出了 “三环节配套改革” 的战略设想，即构建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企业，培育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创建以市场为中介的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节体系。这三者有机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实现有效配置资源的总体功能。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以吴敬琏为首的“整体配套改革学派”。
鉴于问题的复杂性，这个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必然是分阶段进行的，各方面的改革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但改革过程的设计必须遵循两项基本要求： 一是保持各项改革的合理顺序，率先进行的改革为随后进行的改革创造条件，而不致为后者设置障碍； 二是力求各个关系密切的经济环节的改革同步进行，使经济系统在整个过渡过程中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根据这种要求，吴敬琏认为，就可以设计出各方面的改革既分步骤，又在每一个阶段大体同步的改革实施方案。在中国经济改革方案的设计上，以吴敬琏为首的经济学家提供了一系列的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 (1) 1987～1988年间制定的 《经济体制中期 (1988～1995年) 改革规划纲要》； (2) 1991～1993年间制定的 《对近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整体性设计》，以及财政、税收、金融、外汇管理、国有企业、社会保障和市场体系等方面改革的方案。特别是后面这一整套的改革方案，为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吴敬琏领导的一个课题组又向党中央提出了 《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 和《把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的研究报告，建议调整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建立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为十五大的理论创新和政策突破作了准备。
吴敬琏还对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如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稳定、发展资本市场、防止泡沫经济发生、铲除腐败流行的根源、捍卫社会公正等，进行了广泛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政策建议，他在这些研究工作中表现出来的严谨治学态度和社会责任感受到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