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教与自然

魏晋玄学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名教”，一般指以正名分、定尊卑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等封建文化的总称。“自然”，主要指天道自然的自然观和重视人的自然本性、自然情感的人生观、道德理想。魏晋时期，“名教”与“自然”相对。“（王）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晋书·阮籍传》)由于人们的哲学倾向和政治见解不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一个争辩的问题。魏夏侯玄首先提出二者关系，认为“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张湛《列子·仲尼注》引)。君亲上下出十“自然”，不出于“名教”，“自然”高于“名教”。王弼则把“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纳入“以无为本”的哲学体系。认为“自然”即“无”是本，是体，“名教”是末，是用。圣人“举本统末”，所以，“自然”统御“名教”，“名教”反映“自然”，“名教出于自然”。嵇康、阮籍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对立，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实质是反对和抨击司马氏的假“名教”，希望超出“名教”的束缚，达到“自然”的人生境界。他说：“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纵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难自然好学论》)。西晋武帝太康后，门阀士族子弟“放荡形骸”，蔑视“名教”，使“名教”发生危机，直接威胁着封建统治者的利益。社会现实要求进一步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提出“名教”即“自然”的命题。论证君臣上下、尊卑贵贱、仁义礼法，都是符合自然的。“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在下，岂有递哉”(《庄子·齐物论注》)。认为“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庄子·逍遥游注》)。“圣人”虽过着十足的世俗生活，“戴黄屋，佩玉玺”、“历山川，同民事”，而精神却十分清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庄子·大宗师注》)。融合“名教”与“自然”，为现存的统治秩序找到了理论根据。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争辩，从一般意义上看，涉及到道德的主体性和规范性、道德自律和他律、道德理性和非理性等重要伦理学理论问题，因而有重要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