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温断兵部吏案

唐玄宗时，李适之与权相李林甫争权不和，李适之时任兵部尚书；驸马都尉张垍为户部侍郎，李林甫亦与之有怨。天宝四载(公元745年)五月，李林甫使人揭发兵部铨曹（掌武官铨选）不法之事，借以打击李适之、张垍。玄宗命京兆府与御史台共同审理其案。于是收捕兵部吏六十余人，审问数日，终无结果。京兆府尹萧炅乃让本府法曹吉温（武则天朝酷吏吉顼之侄）审问他们。吉温入京兆府衙，先命人提取两名重罪囚犯于后厅审讯，置兵部吏于院中。吉温对二囚施以酷刑，或杖或压，二囚呼号之声，令人惨不忍闻，二囚皆说：“让我招认什么都行，只求不再用刑。”兵部诸吏素知吉温断狱之惨酷，又闻二囚受刑之惨状，待被重新叫入室内审讯时，皆自诬服，无人再敢违其意，顷刻之间狱成案结。有司案验，诸人均无用刑逼供的痕迹。唐代法律是反对严刑逼供和使用酷刑的，规定：拷问囚犯不得超过三次，每次之间至少要相隔二十日；所施笞杖的累计数，不得超过二百；杖罪以下，施杖数不得超过本罪应受的笞杖数。拷问满三次及施杖累计满二百之数，而囚犯仍未召认其罪，应取保释放。若拷问超过三次及笞杖之外以其它刑法拷问者，主审者杖一百；施杖超过二百下，及杖罪以下受杖超过本罪应得之数，主审者按其超过之数受杖罚；拷打致死者，主审者徒二年。本案中酷吏之后吉温承其先人，酷刑逼供，违反了唐律禁止酷刑的宗旨，但他很奸猾，心知酷吏滥刑的时代已成过去，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于是他便钻法律的空子，并不直接拷打兵部吏，而是提取两名与本案无关的重罪犯严刑拷打，令兵部诸吏听其惨叫之声，于是不须拷打，兵部吏皆按他的意思招了供，有司案验，也找不出对兵部吏用刑逼供的痕迹。其手法不能不说是巧妙的。但唐玄宗对本案的处理是宽大的，六月，他只是下敕责备了兵部前后掌管铨选的侍郎，并未加实质性的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