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豁免judicial immunity

一国的国家行为和国家财产免受外国法院的管辖。司法豁免包括三方面：(1)管辖豁免，即一国法院非经外国国家同意，不得受理以外国国家或国家财产为诉讼对象的案件，而外国可以作为原告向法院起诉，在此场合下，法院可以受理被告所提交的同本案直接有关的反诉；(2)诉讼程序豁免，即在诉讼过程中，不得强迫外国国家作证，或对其财产采取保全措施等；(3)执行豁免，即如果外国在法院败诉，法院也不得对外国财产予以强制执行。关于国家行为和国家财产方面的问题，一般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国家可根据互惠对等原则解决司法豁免问题，亦可通过双边协定放弃民事诉讼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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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豁免

❶在英国，是指负有司法职责的官员，虽有侵权行为，但不承担个人责任的制度。这一制度的目的是增强这些官员的独立性，免除对个人处境的顾虑。根据司法豁免原则，高级法院的法官所进行的司法行为，即便涉嫌存有恶意或腐化，也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低级法院的法官仅在其行为未超越其管辖权时，才能获得同等的法律保护。在1975年西洛斯诉摩尔案判例中，上诉法院认为，在当今时代，对于高低级法院的法官，包括地方法院应实施同样的规则，至于司法豁免规则是否适用于法定裁判所法官，问题比较复杂。在某些象法院一样也进行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裁判所(如国民保险裁判所、工业裁判所)，其法官也应适用豁免原则；但对某些仅因受自然公正原则和调卷令程序支配，而名为司法或准司法机关的行政机关，因其基本的功能仍为行政性的，故不适用上述原则（如调查专员）；侵权可能性极小，不享有逮捕和监禁权的裁判机构（许可证裁判所）也不享有司法豁免特权；精神卫生检验裁判所虽有逮捕与拘禁权，但已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其成员只有在善意和尽到合理注意的情况下，才受法律保护。既无司法豁免，也无法定保护的裁判所成员，将与其他行政机关一样承担法律上的赔偿责任。早在1921年上议院在伊佛雷特诉格里夫斯案判例中指出，在尽到合理注意的条件下，治安法官和监护人在对精神病人实施监禁时，不因自己的过失而负个人责任。在伊佛雷特案中，上议院鉴于行政机关日益增长的裁判权力，已意识到，再度界定司法豁免的问题，是一个具有“深远的重要意义的新的法律问题”。但在这方面的实际工作还做得很少。
❷美国联邦和州政府依据主权，在进行了侵权行为的情况下，非得其同意，任何人不得对其起诉。根据1946年的《联邦侵权赔偿法》，美国政府（包括享有特别职能的行政机关）得以免除因履行特别职能发生的侵权行为的责任。联邦官员在执行法律或规章时，政府职员在履行自由裁量权时，只要依法进行，不受侵权赔偿之诉的追索。美国的司法判例对在政府责任领域内引进绝对责任制度态度谨慎。但是，立法和司法判例都表明了这样的趋势，即联邦和州政府的免责问题因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而正在逐步缩小。在某些州(如纽约、华盛顿州)，州政府已放弃政府免责的原则。在联邦政府一级，主权豁免原则仍有存在的必要性。为了协调主权豁免原则与法治原则的关系，司法判例不得不努力将对行政首脑之诉与对行政代理人（下级机关）之诉区分开。主权豁免原则是“国王不能为非”原则的发展，如果行政代理人的行为超越了行政首脑的本意，那么这种违法行为不能认为是行政首脑的行为。根据司法豁免原则，受联邦政府行为之害的人不仅不能取得金钱救济，也不得请求非金钱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