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

史评类史书。唐刘知几撰。始撰于702年，成书于710年，历时8年。共20卷，分内篇、外篇，各10卷。内篇39篇，外篇13篇，流传下来的只有49篇。全书总结了上古至唐初的史籍编纂事业及史学理论上所取得的成就；对史书记述史事的观点、态度、方法等进行评论，分析它们的得失并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和主张。全书内容可分4大部分，第4部分提出史才三长说。强调史家须兼具“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不掩恶，不虚美”，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其通行版本为4种。

206 史通

史学论著。20卷49篇 (原籍内篇39卷，亡失体统、纰缪、弛张3篇，今存36篇，外篇13篇，合为49篇)，唐代刘知几著。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批评古书，把春秋以来，直至唐前的各种史籍，进行严格批评，其疑古和批评精神，为中国史学界前所未见；其二论述编写史书方法；其三叙述中国史学渊源，把唐以前的史书渊源、派别，记述无遗。

史通

史学理论著作。二十卷。唐刘知幾撰。刘知幾(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自幼喜爱文史，自《史记》、《汉书》至唐代实录，触类而观，于十七岁时便“窥览略周”，为其后来的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年二十举进士，任获嘉县主簿，潜心研读史籍。武则天时期，曾两次上书朝廷，提出改革政治的建议，都不被采纳。圣历二年(699)，任定王府仓曹，奉命与李峤、徐彦伯、徐坚、张说等共同编纂《三教珠英》。长安二年(702)，任著作郎，兼修国史。迁左史，撰起居注。不久，奉命与李峤、朱敬则、徐彦伯、徐坚、吴兢等撰修《唐史》，成《唐书》八十卷。长安四年(704)，拜凤阁舍人，暂罢史职。自撰《刘氏家史》与《刘氏谱考》。后又数度入馆，同徐坚、吴兢等修成《则天实录》。景龙二年(708)，专掌修史，迁秘书少监。后改任太子中舍人，又为修文馆学士。因在史馆修史不得意，遂私撰《史通》，以见其志。玄宗开元三年(715)，迁左散骑常侍，修史如故。又与吴兢撰成《中宗实录》、《睿宗实录》、《高宗实录》。开元九年(721)，因长子刘贶犯罪，被贬为安州都督府别驾而死。
《史通》是刘知幾的代表作，分为内、外篇，各十卷。内篇原有三十九篇，其中《体统》、《纰缪》和《弛张》三篇，早已亡佚，现存《六家》、《二体》、《载言》、《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称谓》、《采撰》、《载文》、《补注》、《因习》、《邑里》、《言语》、《浮词》、《叙事》、《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模拟》、《书事》、《人物》、《核才》、《序传》、《烦省》、《杂述》、《辨职》、《自叙》等三十六篇。外篇为《史官》、《建置》、《古今正史》、《疑古》、《惑经》、《申左》、《点烦》、《杂说上》、《杂说中》、《杂说下》、《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暗惑》、《忤时》等十三篇。全书共四十九篇。这些篇目论述的问题相当广泛，包括史学观点、史学方法、史学源流、历史编纂、史家修养等诸方面的内容，是对唐以前中国史学的第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史通》首先对古代史籍的源流和史书体例作了分析综合，着重对纪传体和编年体的编纂方法等加以评述。认为《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是唐以前史书编纂的六种主要形式，并指出纪传体和编年体这两种体例在历史编纂学中的重要地位，二体各有短长，“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刘知幾又将纪传、编年二体总称为“正史”，正史以外的其他各种史书则统称为“杂述”，共有十种：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这就基本概括了古代史籍的分类情况。他对纪传体史书的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诸组成部分，以至史书论赞、序例、题目、叙事、语言、称谓等问题，也一一论列，并提出了许多新建议。如建议凡为国史者，宜各撰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史书《艺文志》“所列书名，唯取当时撰者”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意见。纪传体史书有“通”、“断”之分，前者创自司马迁，后者创自班固。对此，刘知幾作了比较，主张写断代史而不赞成写通史，这虽有片面性，但却反映了古代历史编纂学发展的客观事实。他还指出史籍的编纂，基本上可分为记录史料与编纂史著两个步骤。他认为记录史料（书事记言）与撰著史书（勒成删定）两者必须分工合作：史料出自当时史官记言记事之笔，如起居注、实录之类，要详尽博闻；史家根据史官记载的第一手史料以及其他图书，勒成删定为史著，如历代正史之类，要有别裁，方成一家之言。此外，还论述了历代史官制度的建置沿革，既肯定了设官修史的重要性，又指出史官众多、互相观望，史料缺乏、权贵干涉、难以直书，监修牵掣、无从下笔，缺乏制度、职责不明等设官修史的弊病。其次，在通识观点指引下，提出了有关史家修养的“史才三长论”和“书法直笔论”。刘知幾以为史学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条长处，记载历史应该“善恶必书”，这是对史学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史通》谈论史才，主要是指有关写作方法和语言技巧。史家要有掌握史料、组织史料、运用史料的能力和运用体例、叙事记言、表达思想观点的本领。好的历史著作，必须善于叙事，叙事以简要为主，“文约而事丰”。语言要做到“用晦”，即“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为史而载文也，能拨浮华，采真实”。史学指的是史家的知识学问，以及取得知识学问的能力和途径。刘知幾主张博学多闻，综览群书，广采众说，这是治史的基础。但博闻不是“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还要辨伪择善，探赜索隐，懂得对史料加以分析、鉴别。史识既包括史家的观点和见解，还包括了“善恶必书”，忠于史实的高贵品质。这三方面，刘知幾认为史识最难得。关于直笔论，他认为“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也就是不掩恶、不虚美，如实地记载历史事实。他高度赞扬了董狐、南史氏、韦昭、崔浩等历史上敢于直书的史学家。同时，对虚美讳饰，任意褒贬的曲笔深恶痛绝，斥之为“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并身体力行，在《史通》中敢于疑古惑经，对儒家的经典《尚书》、《春秋》、大胆提出批评，对《尚书》提出十条怀疑，列举《春秋》十二处讲不通，五处虚美的地方。刘知幾还揭示了旧史记载失实的原因，主要是史家为当时统治者的威势所摄，不能秉笔直书。有的史家品德欠于公正，或谀言媚主，或爱憎由己。因此提出“兼善”和“忘私”的观点，主张史家要善于兼取诸家之长，不蔽于个人的好恶，这是刘知幾史识的重要表现。再次，否认历史命定论，主张史家论述历史上的治乱兴亡应以人事为主。他说：“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并列举历史事实批判了历史命定论而提倡历史人定论。他还认为把兴亡归之天命，而忘记了从人事的善恶上进行褒贬，这样就不能给人以有益的历史教训，史学也就失去了它的作用。这种主张对于提高史书的质量，抵制封建统治者的天命说教和愚民政策，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刘知幾并不否认天命的存在，也相信灾异征兆，只是认为这些不能对国家的兴亡起决定作用而已。他的历史观最终不能冲破封建名教观念的束缚，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史通》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史学工作作出的批判性和建设性的总结。《史通》成书后，受到各方面的注意。徐坚等人深重其书，认为“宜置此座右也。”但由于《史通》对历史的批判隐含着对现实的政治批判，对儒家经典也敢于质疑，因而招致后世封建统治者和封建文人的非难。事实上，历代对《史通》的评论不少是相当公允的。如明代郭延年《史通评释序》云：“约而言之，考究精核，义例严整，文字简古，议论慷慨，《史通》之长也；薄尧、禹而贷操、丕，惑《春秋》而信汲冢，诃马迁而没其长，爱王劭而忘其佞，高自标榜，前无贤哲，《史通》之短也。”清代黄叔琳的《史通训诂补序》云：“观其议论，如老吏断狱，难更平反，如夷人嗅金，暗识高下；如神医眼，照垣一方，洞见五藏症结。间有过执己见，以裁量往古，泥定体而少变通，如谓《尚书》‘为例不纯’，史论‘淡薄无味’之类，然其荟萃搜择，钩釽排击，上下数千年，贯穿数万卷，心细而眼明，舌长而笔辣，虽马、班亦有不能自解免者，何况其余。书在文史类中，允与刘彦和之《雕龙》相匹，徐坚谓史氏宜置座右，信也。”
最早版本是明嘉靖十四年《1535)陆深刻本。万历以后，校刻评释者渐多，计有明李维桢、郭延年的《史通评释》、陈继儒的《史通订注》及王维俭的《史通训故》，清黄叔琳的《史通补故》等。清代学者浦起龙的《史通通释》后出，他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所以取代了前此诸家，得以独行于世。后来学者多在《通释》的基础上进行订补。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史通通释》就将陈汉章的《史通补释》和杨明照的《史通通释补》以及罗常培的《史通增释序》附在后面，此外，评论《史通》的则有吕思勉的《史通评》，张舜徽的《史通评议》，程千帆的《史通笺记》等。1985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振珮《史通笺记》，是一部精到完善的今人注本，反映了《史通》研究的新水平。

史通

书名。唐刘知几撰。二十卷四十九篇。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内篇三十六篇，多论史书源流、体例与编纂方法；外篇13篇，多论史官建置沿革和史书得失。作者主张史家须兼“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而尤重于“史识”，赞扬“实录直书”，反对“妄生穿凿”与浮词滥调。对当时官修史书的弊病，亦多所揭发。提倡编纂记传体断代史书。增加都邑、氏族、方物、方言四志。为中国第一部史学论著。注本有清浦起龙《史通通释》，新标点本附《史通补释》《史通通释补》及《史通增释序》三种。

《史通》

唐史学家刘知几著。我国最早史学理论名著。共20卷。其史论与文论多有相通之处，有一定美学意义。作者认为文章应该反映现实，做到文质并重，对齐梁靡丽文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提出了叙事之文“用晦”的主张，所谓“用晦”，就是“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文如阔略，而语实周赡”，也就是抓住表现对象的本质特征，剪裁一切浮词累句，显示出高度的概括性和表现力，使读者能够“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这是对《史记》以来史传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对于叙事文章，作者还提出了“尚简”的创作要求，并把语言的简炼与内容的充实统一起来，以“文约而事丰”为标准。这些见解，直接间接地影响着散文创作的发展。

史通

二十卷，唐刘知几撰。刘知几 (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著名历史学家。20岁举进士，授获嘉县主簿，潜心经史诸子及杂记小书。武则天临朝时，下制九品以上各言时政得失，刘知几上表陈四事，言词直切。又著《思慎赋》，既以刺时，又求自全。圣历二年(699)，始至京师历右补阙、定王府仓曹参军，预修《三教珠英》。长安二年 (702)，迁著佐郎。三年，兼修国史，又迁左史，与吴兢等修《唐史》。旋罢史任，擢凤阁舍人，自撰《刘氏家史》、《谱考》共十八卷。中宗神龙元年(705)，授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兼修国史如故，又与徐坚 吴兢等重修《则天实录》，并在史馆开始私撰 《史通》。景龙三年(709)，迁秘书少监，修史如旧。明年，撰成《史通》二十卷，累迁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依然修国史。玄宗即位后，预修《姓族系录》，又迁左散骑常侍，并继续修订《史通》。开元四年 (716)，与吴兢撰成《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共五十五卷，受到奖赏，封居巢县子。九年，长子犯事配流，刘知几诣执政诉理，玄宗怒贬其为安州别驾。除零星保留至今的单篇文字外，《史通》是刘知几史学生涯的结晶。《史通》分内、外篇，内篇十卷三十六篇，外篇十卷十三篇。该书虽然是刘知几“载削余暇，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断断续续，随感随写，但全书最终是经过“区分类聚，编而次之” 才成书的。( 《史通序录》) 内篇三十六篇，是对唐代以前史学的总体估价和基本总结，不重一书、一人的是非得失，因而有某书、某人在此为是，在彼又为非的情况，貌似自相矛盾，实则反映刘知几的客观态度。外篇十三篇，逐渐转为具体问题的论述。就全书而言，内篇之首“六家”为总纲，由“六家”归结为“二体”。唐初纪传体断代史取得“独尊”地位，内篇即以纪传体断代史为主要论述对象，外篇才以专篇分论 《尚书》、《春秋》、《左传》等“三家”得失。《国语》作为国别史，秦汉以后仅有十六国割据，故在“古今正史”中叙及，不单列专篇。所谓“先有外篇，乃撷其精华以成内篇”的说法，完全忽略了《史通》是经“区分类聚，编而次之”的一部体系严整的论著。贵实录与扬名教，是贯穿《史通》全书的两项基本思想。书中出现“实”字一百七十余处，在“求实”意义上使用“实录”一词不下三十处，其它还有“审实”、“摭实”等用语以及相类的表述如“董、史之直”等。“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成为《史通》 中的一句名言。同时，书中强调：史官之责，能申藻镜，别流品，则“惩恶劝善，永肃将来； 激浊扬清，郁为不朽者”。( 《品藻》) 两者互相依存和彼此制约，构成 《史通》 完整的思想体系。欲“扬名教”，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求实录”，倘若“事皆阙如，何以申其褒奖”？反过来，“贵实录”又不能无所顾忌地追求完完全全的真实，必须得在“名教”范围内为尊者讳，即所谓 “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 ( 《曲笔》) 书中 “理”字出现近130次，多指事物本质和普遍法则，亦有指常识和道理者，颇值得注意和探究。《史通》的主要贡献，大体可以归纳为五点。其一，系统总结了唐代以前的史书体例，使纪传体断代史的编纂规范化、程式化。六家、二体、杂述三篇，尽叙唐代以前“史之流品”及其演变。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等篇，专题讨论纪传体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其次，系统考察了唐代以前的史官制度和史书编纂的演进，奠定了史学史的最初基础。史官建置、古今正史、杂述三篇，相互呼应，成为唐代以前的史学发展简史。其三，刘知几提出史家修养的标准，即所谓“史才须有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 内中，以史识最难得，史才次之，史学再次之。其四，书中关于修史具体手法和要求的论述，进一步完善着史书的编纂方法。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称谓、采撰、载文、补注、言语、浮词、叙事、模拟、书事、人物、烦省、点烦、暗惑等篇，从体裁的选择、题目的确定、时间的断限、编纂的布局至史事的去取、人物的品评、文字的叙述、语言的运用以及史料的范围、鉴别、采摘等，无不在论述之列。直书、曲笔等篇，不仅将二者作为两种对立的史法，还视之为两种对立的史德。其五，《史通》 问世，使史学评论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史通》是刘知几卒后由其次子刘𫘫抄录进上的，在当时并不受重视。南宋时始有刻本，但朱熹亦“未获见”。据《玉海·艺文·论史类》著录，内篇辨职以下，缺体统、纰缪、弛张、文质、褒贬五篇。现今可以见到的最早版本是明嘉靖年间陆深所刻，因无别本参校，脱讹颇多。万历五年，张之象见宋刻本，校而刊之，较为完善。1961年，中华书局据张之象校刊本影印刊行。万历三十年 (1602)，张思鼎“家有抄本”，又得陆深刻本，校刊删定，该书始见流行，《四部丛刊》影印为善本，但其似未见张之象本，仍多脱误。其后，训释《史通》之作相继问世。清乾隆十七年 (1752)，浦起龙博采众长，撰成《史通通释》。是后，刊布《史通》多与《通释》同行。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浦起龙《史通通释》校点本。近年来，贵州、重庆又出版有《史通笺注》、《史通新校注》。

《史通》shi tong

An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刘知几 (Liu Zhiji)

史通

书名。唐刘知几撰。刘知几为唐高宗至玄宗时人，曾长期在朝廷中担任修史工作，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开始编撰此书，至中宗景龙四年(710)完成。共二十卷，分内篇，外篇两部分，各十卷。内篇三十九篇，主要阐述史书的源流、体例和编撰方法。外篇十三篇，论述史官建置沿革和史书得失。内篇中有三篇早已亡佚，因此流传下来的实为四十九篇。在此书中刘知几总结了以往各家史书的优劣，并提出了自己关于修史的主张和见解，特别是提出了史家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即史才、史学和史识。是我国最早一部关于史学理论的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