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赋辨体序

赋论名篇。元代祝尧作。祝氏作有《古赋辨体》一书，分“楚辞”、“两汉”、“三国六朝”、“唐”、“宋”诸体，各体之下有序，论述其体格的源流演变。一、推尊楚辞，以求古赋之本义。“自汉以来，赋家体制大抵皆祖原（屈原）意，故能赋者，要当复熟于此，以求古诗所赋之本义，则情形于辞，而其意思高远，辞合于理，而其旨趣深长”。其言古赋体制的特点，乃在发乎情、合于理、形乎辞三者的融合。二、论述各朝赋体演变：“愚谓骚人之赋与词人之赋虽异，然犹有古诗之义，辞虽丽而义可则”，“至于宋唐以下，则是词人之赋多，没其古诗之义，辞极丽而过淫伤，已非骚人之赋矣，而况于诗人之赋乎？”言汉赋的变化：“赋家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又取骚中赡丽之辞以为辞，所赋之赋为辞赋，所赋之人为辞人”，“若情若理有不暇及”，又扬雄“好奇字”，然“汉以前之赋出乎情，汉以后之赋出于辞”；尔后三国六朝“则于今，有感其赋事也，则于事有触其赋物也”，下于“唐体”，“大抵律多而古少”，宋体则“往往以文为体”。三、每赋之下，言作者身世，题旨，作赋手法。综观其序，祝氏于赋体“正变源流，言之最确”(《四库全书总目》)；而于赋，更突出其作为文学体裁的艺术特征。他以“情”为核心，以“情”、“理”、“辞”、“味”辨赋的体制源流，从而确立了赋体的价值标准。他虽然也说：“骚者，诗之变也”，却不同于前人或着眼在“受命于诗人”的赋体手法的演变，或强调“依诗人之义”以讽谏，而更重视“情”作为辞赋文学的根本特征，所谓“情形于辞，故丽可观，辞合于理，故则可法。其丽而可观，虽若出于辞，而实出于情，其则而可法，虽若出于理，而实出于辞”。“三国六朝之赋一代工于一代，辞愈工而情愈短，情愈短则味愈浅，味愈浅则体愈下”。祝氏于赋体的文学特征的论述，是赋体文学理论的一大进步，其辨体制流变，对《历代赋汇》等影响甚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