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概况

 澳门工业历史悠久，但发展缓慢，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有较明显的变化，七十年代发展速度加快，八十年代进入全盛时期，成为澳门四大经济支柱之一；而到九十年代初，又开始出现放缓现象。
 早在三百年前，澳门便有铸造铜炮和製造帆船的工业，且颇负盛名。后来，铁炮取代铜炮，加上其他历史原因，澳门铸炮工业被淘汰而衰落，成为历史陈蹟。
 在近一百多年间，神香、炮竹、火柴等手工业兴起，产品远销东南亚及欧美各国，曾经一度成为澳门的主体工业。到了六十年代后，神香、炮竹、火柴等手工业为新兴的织造工业和製衣工业所取代而走向式微。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澳门开始出现织造工业，是一种使用木机进行生产的手工劳动，家庭式经营，规模很小，生产毛巾、线衫及粗布等低级产品，这是澳门织造工业发展的雏型。
 五十年代中期，小规模的胶鞋厂、搪瓷厂、手套厂、彩瓷厂、雕刻家具厂、小五金厂相继出现，不少工业採用半机械化的生产方式，生产技术有了进步。但是，销售市场祇有葡国及葡属东西非地区，由于市场狭窄，产品销量因此受到限制。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期，澳门工业出现新的变化，毛织业由家庭式的手工业工场发展到设厂生产。部份製衣厂换上电动缝纫机，规模逐渐由小到大，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产量亦有所增加。假髮工业和胶珠刺绣工业，在短时间内有数十家工厂投产，发展相当快；后来由于受原料供应的影响，以及产品追不上市场需要，数年后便趋于式微。
 六十年代后期，为适应澳门毛织业发展的需要，首家毛纺厂建成投产，奠定澳门毛纺工业基础。在此期间，澳门工业产品市场逐步扩大，除了葡国及葡属地区之外，开始向欧洲共同市场如英国、法国、西德等国家拓展，不久又打开北美市场，澳门工业产品从此便走向世界市场。
 由于受西方经济发展的刺激和香港经济兴旺的带动，同时，澳门政府逐步推行开放政策，吸引港商及外商到澳门投资，促使澳门工业在七十年代出现新的发展。製衣业和毛织业迅速壮大，塑胶、电子、玩具、人造花、建筑材料等新工业开始兴起。自 一九七六年之后一直处于蓬勃发展状态，特别是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年，数以万计的内地移民涌入澳门，为澳门工业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在解决工业发展与劳力不足的矛盾之后，工业经济出现罕有的好景象，带动了澳门整体经济的繁荣。根据前澳门政府统计司统计，一九七八年澳门有工厂八百七十家，总产值为十四点四三三六亿元，而一九六一年全澳祇有一百七十二家工厂，总产值仅得七干五百六十九万元。对比之下，一九七八年工厂总数等于一九六一年的五点零六倍，总产值等于一九六一年的十九点零七倍，工业的发展之快由此可见一斑。
 根据“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项资料显示，从一九七一年至一九八一年的十年间，澳门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达到百分之十六点七，是世界经济增长最高的地区之一，香港在同期内的增长率是百分之十点四，还逊色于澳门。
 以纺织工业为主的澳门劳动密集型工业，在八十年代进入全盛时期，工业行业的数目、工业场所的数量、工人人数和生产总值，均达到澳门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在这十年内，除了一九八五年由于受到外销市场收缩的影响，工业生产受挫而出口下降了百分之一点零七之外，其余年份仍然保持较高的增长率，普查生产值由二十九点五五亿元增至一百三十四点八一亿元，增加了百分之三百五十六点二一，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六点四。到了一九九一年，工厂减至二千零六十九间，工人减至六万一千三百八十人，不过产值仍有增长，达一百四十点一三亿元。一九九三年全澳工业总产值一百四十三点一五九九亿元，比一九九二年微升百分之零点一一。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澳门纺织工业形成纺、织、缝、染、洗生产配套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虽然尚有不完善的地方，但基本上是达到要求的，这是澳门纺织工业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一个标誌。与此同时，为工业提供服务的辅助性工业，如配料、商标、机绣、拉链、钮扣、印花、洗水、纸品、胶袋等行业应运而生，使澳门工业如虎添翼，在八十年代达到顶峰。
 由于经济环境较佳，在八十年代期间有商人投资开设一些工业新项目，如生产钢琴、露营帐篷、珠饰、牙科配料、首饰、磁带、骑具等。虽然投产的工厂数目很少，每个项目大都是一家工厂，但是在工业多元化方面却起带头的推动作用，对澳门的经济和民生是有益的。例如钢琴这种高档消费产品，目前澳门出产的钢琴已经销往海外多个地区。过去澳门所需的牙科配料是由香港製作的，自从澳门有了牙科配料厂，就不再到香港去配製了；这不仅对病患者是一件好事，同时还为澳门培养了牙科技术人才。
 可惜有些行业因遇到困境而又无法解决，由此一蹶不振。例如新兴的电子工业，一九八四年产值二点三二亿元，在澳门工业出口总值中排第四位，很有发展前途。但是，一九八五年世界市场出现饱和，大量产品积压，资金周转困难；加之缺乏设计新产品的技术人才，澳门当局又未能及时提供贷款和援助，不少工厂减产、停产甚至倒闭。另有一部份迁往大陆，原本一九八五年有三十多家电子厂，到八十年代末祇剩下二、三家。
 进入九十年代，澳门工业增速放缓甚至出现下降情况，主要原因是西方国家经济不景气。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市场疲弱，减少进口数量，直接影响了澳门工业生产的发展。还有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一九九○年澳门有四十家工厂因违反产地来源规定条例，约有五亿元的纺织品被禁止输入美国，工业出口总值因此而减少。同时，美国取消四类纺织品的配额，数量达五十一点一万打，使澳门工业受到冲击而出现负增长。海湾战争也是一个不利因素。此际，由于我国内地、泰国、马来西亚等邻近地区的生产成本(包括工人工资、厂房租金、水电费)低于澳门，成为澳门强大的竞争对手，致使澳门原有的优势削弱，逐渐处于被动地位。
 一九九二年澳门工业生产情况晷有起色，根据前澳门政府统计司的资料，一九九二年工业出口总值为一百四十点八三亿元，增加七点五七亿元，增幅百分之五点六八。究其原因在于美国市场经过一九九○年和一九九一年疲弱性的消化之后，一九九二年增加进口的数量，补充市场的需要。澳门输往美国的工业产品增幅较大，也与美国恢复纺织品配额有关。同时，开拓亚太地区的新市场，销往该地区的工业产品所佔的比例上升至百分之二十八点四，也是好转的主要原因。
 澳门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在六十年代初期从家庭式纺织业起步，经过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蓬勃发展，成为澳门的第一大工业。然而，到了九十年代，澳门工业面临新的课题，即如何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现在全澳工业从业人员约五万人，比一九九一年时的六万一千二百八十人已减少了百分之二十。

发展概况

某专业或技术领域新事物的出现、发展以及变化趋向的一般记述。

发展概况

安徽省的农垦事业是在大规模开垦荒地的基础上建设和发展起来的。1949年8月，皖北行署农林处派员接收原普济垦殖社，建立普济圩农场，到1950年底，垦荒7万余亩，这是安徽省第一个国营机械农场。
安徽垦区经40多年的发展，现已初步形成融农、工、商、建筑、运输业为一体，教育、科研、医疗卫生事业全面发展的农垦体系。全系统现有总人口13、13万人，职工7万人；拥有直属企业31个，其中国营农场26个，另外还有宣郎广茶叶公司、农垦建筑公司、农垦供销公司、上海华安实业公司和融商贸、旅游为一体的黄山大厦。26个国营农场中，位于沿淮、淮北的有正阳关、方邱湖、寿西湖、潘村湖、阜蒙、淮南、东风湖、焦岗湖、马厂湖、龙亢、夹沟农场及砀山果园场；位于沿江、江淮地区的有华阳河、普济圩、皖河、水家湖、青草湖、大圹圩、白米山农场；位于皖南丘陵地区的有十字铺、祠山岗、敬亭山、周王、九连山茶场及麻姑山茶茧场、九连山茶林场等。全系统现有土地面积113万亩，其中耕地52万亩，茶园5万亩，果园2万亩。主要生产粮豆、茶果及牛奶、肉鸡、蛋鸡等。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农垦系统的工商建运各业也得到全面发展，现有场办工业企业176个，主要产品有奶粉、罐头、黄酒、精制茶、水泥、农用汽车、棉纺织品、草酸和柳编工艺品等。
40多年来，农垦事业在经济上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安徽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随着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并逐步深化，农垦经济走上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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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概况

1949年全省有51所普通高中，在校生4400人，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办学条件陈旧、落后。新中国成立后，全省各级人民政府接管和改造旧有高中，恢复和发展高中教育，到1952年高中校数调整为39所，在校生发展到5700人，比1949年增长30%。1953年到1957年“一五”计划时期，全省高中教育稳步发展，到1957年高中校数发展到59所，在校学生2.29万人，教育质量也逐步得到提高。1958年，受到“大跃进”的影响，违背客观规律，高中校数猛增到105所，在校学生达到3.02万人，分别是上年的1.78倍和1.32倍。1961年以后的三四年里，全省对新办高中进行了调整和巩固，并认真贯彻执行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抓重点带一般，全面贯彻教育方针，高中教育较协调地发展，到1965年，全省共有普通高中118所，在校学生3.61万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全省高中教育遭受严重摧残，文化课被大大削弱，智育遭到极端轻视和否定，“文革”初期中学停课达2年之久，1971年后，根据“上高中不出公社”的要求，盲目发展高中。1977年全省普通高中的校数为1563所，在校学生为38.92万人，分别是1965年的13.25倍和10.78倍。1978年后，全省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整顿普通高中，逐步消除普通高中的“虚肿”现象，并确定恢复和办好一批重点中学，将全省普通高中教育纳入计划发展的轨道。到1992年，全省共有普通高中622所，在校学生26.72万人，分别是1949年的12.20倍和60.73倍，普通高中的平均办学规模扩大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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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概况

历史状况　安徽出版事业历史悠久。明代中叶，徽州地区刻版印刷已很风行，直至清代中、晚期，仍为全国6大刻版中心之一。曾刻有《古今医统》、《理性大全》、《水经注》、《汉魏丛书》等。自18世纪中叶以来，现代印刷技术兴起，木刻印刷相形见绌，日渐衰落。到1949年，全省尚没有正规的出版机构，印刷行业在全国处于比较落后的地位，除芜湖、安庆、蚌埠等地印一点教科书和社会零星印件外，没有印制过象样的书刊。
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适应安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形成地方出版力量，1952年6月开始筹建安徽人民出版社，并于1952年9月19日正式成立。安徽人民出版社是地方综合性出版社，属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行政上由省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领导，处级建制。
安徽人民出版社创建初期，全社职工有17人，办公用房仅几间破旧的房子。建社当年出书17种，发行121.8万册。建社第二年，开始编辑出版“安徽地方戏丛书”、“安徽传统戏曲丛书”等具有地方特色和一定份量的书籍。此后机构不断扩大，出书品种和数量也逐年增加，到1956年，年出书230种，印数突破1000万册。同时，还承担了全省小学课本和部分中学课本的印制任务。
1957年的反“右派”、1958年的“大跃进”和3年困难时期，安徽出版工作受到严重影响。1957年，出书品种数由1956年的230种降至135种，到1958年，由于受“大跃进”和“浮夸风”的影响，出书品种数猛增至428种，为1957年的2倍多。以后又逐年下降，到1962年降至88种。这期间虽然出版了一些政治理论读物、儿童文学读物和中小学乡土教材，但更多的是以“大跃进”为内容的口号式的群众歌谣和跟形势的小册子。从1963年到1966年上半年，出书品种逐年回升。到1966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已有5个编辑室，职工70余人，当年出书144种，比1962年增长63.6%。图书质量也有了提高，此期间出版了《毛泽东诗词小笺》、《论共产主义道德》、《桐城派研究论文集》等一批有一定学术、理论价值的图书。
“文革”期间，安徽出版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干部下放农村劳动，出版工作处于萧条和停顿状态。这期间，除了大量印制发行《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以外，还出版了学生用书和一些跟形势转的小册子。1967—1976年这10年间，共出书2031种，年均出书200种。1970年5月，成立了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出版发行局，实行行政、事业统一体制，撤销了安徽人民出版社建制。
新时期　1978年后，经过拨乱反正，安徽省出版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79年12月，安徽人民出版社恢复，与安徽省出版事业管理局合署办公，实行局社合一体制。1979年，安徽科技出版社成立；1981年，安徽教育出版社成立。1983年9月进行机构改革，撤销安徽省出版事业管理局，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管理全省出版发行工作。1984年7月，成立安徽省出版总社，为厅级建制。在安徽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的基础上，又先后成立了安徽文艺出版社、黄山书社、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和安徽美术出版社。至此，安徽出版系统由1家综合出版社发展到7家专业出版社，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布局合理，具有安徽特点的出版体系，具备了出版多门类、多学科图书的能力。
改革为安徽的出版事业注入了无限生机和活力。1984年，全省出版系统试行编辑、印刷、发行供应综合改革，各出版社在全国较早实行了以图书质量为中心的定额管理奖惩责任制和承包经营责任制，逐步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调动了广大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88年，全省出版系统以“上缴所得税递增包干”的办法，实行为期3年的经营承包。1991年，又实行“上缴所得税包死基数，超收分成”的办法，进行第二轮经营承包。改革使图书品种增长，质量提高，出版利润也有较大幅度增长，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获丰收。实行改革9年来(1984—1992年)，共出版各类图书8720种，平均每年出书968种，比改革前的1983年出书381种增长了1.5倍，比“文革”期间年均出书品种数增长3.8倍。
随着出版事业的发展，安徽出版界出版了一大批在国内外颇受欢迎和具有影响的好书。从1980年全国评选优秀图书奖开始，有340多种皖版图书在全国和华东地区图书评奖活动中获奖，有300多种图书获安徽省优秀图书奖，一大批图书被选为大中专教材和各种读书活动的推荐书目，有的图书填补了我国某些学科的空白。近10年来，出版了一大批高品位、高质量的重点图书。1986年获全国优秀图书畅销奖的《傅雷译文集》，是“六五”期间陆续出齐的15卷本宏篇译著，受到文艺界、翻译界、出版界的普遍好评，现已两次再版。“七五”期间出版的《皖人书录》、《新概念英语》、《古文观止全译》等，都是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好书。“八五”期间，全省计划出版重点图书100余种（套），其中31种（套）计367卷（册）被列入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计划。目前已经出版了“八五”国家重点图书10种（套）计69卷（册），省重点图书20余种（套）计40余卷（册）。已发行的《朱光潜全集》、《徽州三雕艺术丛书》、《意大利二十世纪文学丛书》等大型丛书、套书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一大批学术著作受到学术界、理论界的高度评价。《生态学与大农业的发展》、《生态学的归宿——人类生态学》、《生殖药理学》等图书均因其在学术界占有的重要地位而在全国荣获大奖。《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划分的理论和实践》受到理论界的好评。辞书、工具书的出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近几年来，安徽各出版社出版的辞书、工具书约60余种，其中有些已形成系列。如文化系列有：《中国饮食文化辞典》、《中国酒文化辞典》、《中国茶文化辞典》、《中华谜语大辞典》、《名联鉴赏辞典》等；又如文学鉴赏辞书有《历代辞赋鉴赏辞典》、《诗经鉴赏辞典》、《中外散文名篇鉴赏辞典》、《中国短篇小说鉴赏辞典》、《外国短篇小说鉴赏辞典》、《莎士比亚辞典》等。凭借安徽地方文化源远流长的优势，整理出版了一批地方历史文化古籍。正在出版的有大型丛书《安徽古籍丛书》(已出20余种)、《新安医籍丛刊》(已出5种)，为积累和传播安徽历史文化作出了贡献。
安徽图书出版业借改革开放的春风，积极向海外图书市场拓展，逐步走出亚洲，走向世界。10多年来，先后迎来了德国、丹麦、罗马尼亚、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港台地区的出版界客人，并组团或派员出访了美国、前苏联、英国、德国、日本、蒙古、新加坡、泰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有100余种皖版图书与海外出版商进行合作出版和版权贸易，数百种图书远销东南亚国家和港台地区。
40多年来，安徽出版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巨大的发展。机构从无到有，规模从小到大，人员由少到多。目前，全省出版系统共有职工5835人，其中省出版总社136人，7家专业出版社共265人，安徽画报社23人，省新闻图片社47人，全省新华书店3745人，安徽新华印刷厂1389人，安徽书刊印刷厂230人，省印刷物资供应站25人。总社和专业出版社共有专业干部302人，其中高级职称的69人，中级职称的129人，初级职称的104人。40多年来，共出版皖版图书1.5万种，约40亿册，并较好地完成了全省中小学课本的印制和发行工作，即使在“文革”10年动乱和1991年遭受特大洪涝灾害的困难情况下，都保证了课前到书。为促进安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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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概况

安徽城镇社会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是在解放初期，由各地民政部门接收原救济院、儿童教养所等基础上，进行改造和新建起来的。1949年，皖南地区先后接收歙县救济院、屯溪残废所、芜湖县救济院，皖北地区先后接收合肥、安庆、蚌埠、阜阳、宿县、滁县、六安、桐城等18所原救济院，并将其改造成生产教养院。1951年至1952年，安徽救济分会筹备组会同有关部门接收了原外国教会办的各种孤儿院、育婴所、幼儿园等，并入当地生产教养院。至此，各地共设生产教养院31所，游民教养院2所，共收容和收养残老3313人，孤儿919人，弃婴544人。1959年，全省生产教养院一律改称社会福利院。到1963年，全省有社会福利院86所，院民7168人，其中残老3139人，儿童3879人，精神病人150人。1965年3月，全省各地福利院先后更名社会救济院。“文化大革命”期间，救济院工作停滞，院民逐年下降。1972年，全省58所社会救济院有院民2992人，职工249人。有的救济院职工多于院民。安徽省民劳局于1972年8月通知各地，要求院民过少的救济院在本专区范围内撤并。1974年，全省社会救济院减为54所。
1979年11月，民政部召开全国城市社会救济福利工作会议，要求各地重点抓好整顿工作，进一步办好和发展社会福利事业。1981年3月，安徽省民政厅再次改社会救济院为社会福利院，并进行整顿。1983年全省有社会福利院46所，收养2067人，其中老人755人，原孤儿成长为青壮年和残疾人498人，儿童344人，婴幼儿350人，精神病120人。职工690人。此后，各院工作不断改进，趋于正常。1985年，全省有社会福利院49所，收养人员1984人。职工788人。1993年，全省县级以上社会福利院、儿童福利院共有56所，院民2630人，其中老人645人，青壮年495人，少儿459人，婴幼儿891人，精神病人140人。现有职工961人，其中医务人员188人，占职工总数的19.6%，固定资产原值1580.57万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安徽省城市福利院、儿童福利院进入恢复和发展的新时期，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和科学的不断发展，城市福利院的工作也取得了重大发展和相应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改变社会福利事业由国家包办的体制，出现了社会福利事业社会办的新局面。仅1991年以来，全省各级政府和民政部门先后多方筹集资金1700.04万元，其中省财政40万、中募委153.88万，省募委46.15万，各界资助154万，地方财政、民政事业费和有奖募捐等支持1306.01万，维修、改造和扩建了20所院，新建了1所儿童康复中心，使全省社会福利院、儿童福利院危房总面积由1991年前的41.3%降为19%。
2. 改变单纯救济和恩赐观点，确立了全心全意为收养人员服务的思想。为使管理科学化、责任指标化、考核数据化，省民政厅制定颁发了省一、二、三级社会福利院、儿童福利院等级管理评定标准，各地通过达标评比，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实行了院长负责制，使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都有了很大提高。目前达到省三级院以上标准的有14所。
3.改变了单纯依赖国家救济的思想，在坚持社会效益的同时，经济效益也得到重视。全省福利院开辟了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新路子，因地制宜地开展了第三产业和各种种植、养殖业，有加工、服务、缝纫编织、建筑材料、苗木花卉等几十项。1992年全省院办经济共创产值593.67万元，获纯利润62.98万元，铜陵市社会福利院职工人均创纯利润1.7万元。不仅弥补了财力的严重缺乏，提高了院民生活费，而且还适时地添置了一些必需的生活服务设备。
4. 改变单纯供养的做法，实行供养与康复相结合。各地积极地创造条件，选调、培训师资，开设儿童特教部或特教班。目前，全省福利院举办的各种特教班已达34个，教师51人，参加特教康复的儿童达364人；并协助社区举办了12个特教班，参训人员123人。
5.改变封闭式的办院模式，开展了社会化服务活动。目前，凡有一定基础的院，都通过深挖内部潜力，努力创造外部条件，积极地开展了对双职工家庭中无力看管、生活不能自理的残废人员和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的离退休孤老职工实行自费收养，现收养人数已达109人。不仅解决了这部分人或家庭的后顾之忧，而且还较好地解决了现行人员超编、资金不足等问题，也为社会福利事业单位改革提供了一条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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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皖南、皖北行署民政处均设社会科，办理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工作。1952年8月，安徽省民政厅设社会救济处，以后历经更迭，至1978年恢复社会救济处及其职责。其社会救济内容分为紧急救济、常年救济和特殊救济几个方面。城镇救济和农村救济也有很大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安徽省各级民政部门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协同有关部门，组织灾民抗灾自救；紧急救济20多万因受战争灾害的灾民、7万多城镇失业工人和大批贫苦市民；疏散遣送流入城市的3万多灾难民；接受改造30多所旧的救济院和教会津贴的慈善机构，收容安置3700多流浪乞讨人员和无依无靠的孤老残幼；封闭妓院，安置改造游民、妓女5800多人，以及禁烟禁毒等，解决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社会救济等工作为医治战争创伤，巩固新生政权，保证经济恢复发挥了积极作用。
1953年国家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这期间，安徽多次遭受水、旱、霜冻等重大自然灾害，特别是1954年遭受的特大洪涝灾害，灾重面广，损失严重。安徽各级党和政府以抗灾救灾为中心任务，动员群众抗灾抢险，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各级政府广泛组织灾民开展生产自救，动员非灾区支援灾区，帮助灾民解决生产和生活困难，恢复家园。在社会救济工作中，积极贯彻“生产自救，群众互助，辅之以国家必要救济”的方针，国家除每年按计划拨发社会救济专项经费进行必要的救济外，在农村主要依靠社队集体解决贫困户的生产生活困难；对丧失劳动力的孤寡老人和没有劳动能力、孤儿的衣、食、住、医、教由社队实行“五保”。在城镇，对无依无靠的孤老残幼，由政府评定定期和临时救济，并形成制度；对有劳力的烈军属和贫苦市民则积极扶持他们因地因人制宜组织生产自救，并在自救小组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为社会福利生产。1959—1961年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加之“共产风”、浮夸风等“左”的政策影响，安徽农村人民群众生活发生严重困难。在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和统一部署下，全省民政部门全力以赴投入农村，帮助安排群众生活，发放救济粮款，医治疾病，设立劝阻站，收容遣送外流农民回乡生产，经过艰苦努力，终于使人民渡过暂时困难。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省民政工作遭到严重破坏，跌落低谷。社会救济款被当作机动款，挥霍浪费、贪污挪用现象严重，只有孤老救济作为必不可少的主要民政业务，勉强维持下来。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救济工作有了很大发展。社会救济工作也由单纯的满足解决温饱问题的生活救济，转变为既保障优抚、救济对象的生活，又注意扶持他们生产，把治标与治本结合起来。社会救济工作由过多依靠行政手段，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从而使这项工作出现勃勃生机。救灾工作实行了改革，改无偿救济与有偿救济相结合，救济生活与扶贫生产相结合，以增强抗灾与自救的能力。全省1984年至1989年共建立救灾扶贫基金会1400多个，累计投放救灾有偿资金1.4亿元，扶持46.9万户发展生产，累计创收2.08亿元。其中重点扶持创办的经济实体1497个，5年总计产值5.75亿元，获利润5812万元，吸收灾区贫困户、残疾人进经济实体务工3.24万人。帮助农村村民建立互助储金会5000多个，入会农户110多万户。并在当涂、黄山、毫县等10个县市开展了救灾合作保险试点。为国家、集体、个人多渠道承担救灾工作积累了经验。1980年至1989年，全省累计扶贫90.95万户，其中57.9万户占扶贫户的63.7%，摆脱了贫困，部分成了富裕户。40年来，国家共拨发民政事业费32亿余元及大批物资。每遇灾害，得到国家救济的灾民少则一二百万人，多则四五百万至千万人；优抚和社会救济对象得到国家抚恤和定期补助的每年28万至30万人，临时救济则在百万人次。1992年全省共有困难户1261220户，4794952人，国家临时救济困难户1560732人（次），国家定期定量救济困难户22365人；精减退职老职工救济41403人，其中享受40%救济人数为18095，享受定期定量救济23308人，集体补助困难户145万多元。社会散居孤老残幼总数204345户，251889人，其中老人208852人，集体供养年末人数1685，其中老人158677人，集体供给38319800元，定量救济年未人数29301人。占民政事业费10.32%(表8-3-7)。
安徽省是革命老区和多灾省份，社会救济对象较多，困难户、五保户、精减退职老弱残职工、盲聋哑残等430余万人，平均每年遭受自然灾害需要救济的灾民达560余万人，合占全省总人口的22.4%。安徽省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财力不足，一般说，对救济对象的生活保障水平还比较低。要使社会救济工作适应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形势，还要作长期而艰苦的努力。

表8-3-7 安徽省社会救济工作情况统计(1988—1992年)

年 份	社会救济人数								救济费支出
	贫困户		贫困户救济		精减退职救济			其它救济	贫困户救济		精减退职救济		其它救济		占 民 政 事 业 费 比 例 (%)
	户 数	人 数	定 期 定 量 救 济 （人）	临 时 救 济 （人次）	精 减 退 职 （人）	40% 救 济 （人）	定 期 定 量 救 济 （人）	定 期 定 量 救 济 （人）	定 救 费 （万元）	临 时 救 济 费 （万元）	40% 救 济 （万元）	定 救 费 （万元）	定 救 费 （万元）	临 时 救 济 费 （万元）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987512 960110 1008649 1485948 1261220	4274689 4074226 4033740 6140912 4794952	38945 47857 146272 18554 22365	1173726 1132600 931751 2059990 1560732	38277 40203 41480 41669 41403	17769 19178 18724 18335 18095	20508 21025 22756 23334 233308	31559 19077 — — —	187.30 180.48 203.15 232.04 219.20	285.49 313.99 276.87 315.90 374.70	438.14 468.08 455.07 510.94 515.00	317.78 347.13 358.39 414.74 393.60	120.17 130.50 165.16 149.21 193.00	7.69 14.14 21.00 38.12 13.00	9.13 12.77 7.47 11.1 10.30
合计	4814679	23318519	273993	6858799	203032	92101	110931	50636	1022.17	1306.95	2387.23	1831.64	803.04	93.95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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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概况

进入80年代，随着整个国家形势的变化，安徽省的社会治安形势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总的说来是经济犯罪迅速增加、农村犯罪日趋严重，大案要案居高不下、社会丑恶现象死灰复燃。针对这一新的情况，安徽省委、省政府和公、检、法部门进行调查研究，采取相应措施，进一步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不单是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而且也是解决整个社会治安问题的基本途径和措施。
1984年7月7日，省委政法委员会召开“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座谈会”，省宣传、文教、经委、劳动、群团、公安、法院、司法、法学、新闻等23个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出席会议，分析安徽社会治安形势，研究加强综合治理的措施，明确在综合治理中各部门的分工责任。8月25日，中共安徽省委转发了会议纪要，提出7项任务：1. 广泛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用6年左右的时间，在全体公民中普及法律知识，使法制宣传教育经常化、制度化、系统化；2.健全治安保卫责任制。企业单位，把治安保卫责任制与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挂钩，作为评比先进企业的一项标准；农村把治安保卫责任制作为承包制的一项内容，作为对基层干部和治保调解组织考核的标准。对由于失职而造成事故和重大案件的，要追究当事者和领导人的责任；3. 加强青少年的教育，特别要做好对轻微违法犯罪青少年的帮教；4.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基础工作；5. 加强改造工作，防止和减少劳改、劳教人员重新犯罪；6. 加强地方法规的研究和制定。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共同拟定综合治理的具体管理细则，把治安保卫责任制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7.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领导和协调。在省委统一领导下，省委政法委员会牵头，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建立“综合治理社会治安联合办公会议”制度。地市县亦应建立相应的协调办公制度。
据1985年4月5日至25日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组织的18个调查组调查，全省有14个地市成立了综合治理领导小组。阜阳、徽州、宣城、滁县、合肥、淮南等地市总结推广了一批先进单位的经验。合肥、芜湖、六安、郎溪、潜山、宿松、濉溪、绩溪、祁门、天长等地，配备了区乡公安员、司法助理员、民政助理员，以及基层派出所、人民法庭的工作人员。不少地方整建了基层治保调解组织，挑选了一大批政治觉悟高、年纪轻、有文化、群众信得过的人充实到治保、调解组织中去。
1985年10月，省委转发了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主持召开的24个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交流会的情况报告，要求各地贯彻会议提出的4条基本经验：(1)党政领导重视，是搞好综合治理的关键。(2)动员各部门和全社会的力量。协同一致，各负其责，齐抓共管。(3)建立治安承包责任制是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路子，也是改革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4)建立健全基层公安政法组织，使综合治理各项措施落实到基层。会议提出要推行乡规民约、厂规厂约和其它治安公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