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疆逸史

纪传体南明史。五十六卷。清温睿临撰。温睿临（生卒年不详），字邻翼，号哂园。浙江乌程（今吴兴）人。康熙举人，官内阁中书。赅贯群书，通晓经史，长于诗文，与史学家万斯同相友善。万氏以故明南渡而下三朝史事嘱之自成一史，因广搜明遗文，参征野史数十种，删繁补厥，成《南疆逸史》一书。
《南疆逸史》记事用南明年号。凡纪略四卷，记弘光、隆武、永历、监国鲁王诸南明帝王事。其以监国鲁王列纪略，旨在以立鲁王而“存诸遗臣也”(《南疆逸史·凡例》)，认为拥戴鲁王诸臣，其雄才大略、精忠烈志，皆可与日月争光，其人其事不可略，故鲁王亦不当略。余五十二卷均为列传，记载南明诸朝重要历史人物事迹。作者认为，明代的灭亡“始于朋党，成于阉竖，终于盗贼，南渡继之”。作者并不讳言南明帝王之失，谓“庙堂昏庸，酣歌弗恤，忠贞黜落，贪黩横肆，纲纪倒置，是非混淆”(《南疆逸史序》)。书中对福王朱由崧倚畀阉党余孽马士英，重用阮大铖，排挤史可法，勒饷加税，贿赂公行，政治黑暗；郑芝龙依势挟立唐王朱聿键，阴忌抗清首领黄道周，多方牵制，束缚其手脚，又勾结洪承畴，撤守军，纵清军入；桂王政权的文吏偷安，武将骄暴，内讧党争不已等诸多史实均有详尽描述。
抗清斗争尤其是全书关注的重点，书中“逸史氏”的史论，多为此而发。又在列传中立“守士”条，表彰那些抗清斗争中与城、与郡、与地共存亡的志士；立“死事”条谓“南都之建，其君相以儿戏亡其国”，“自北骑南下，诸郡文武吏争献版籍，开门迎附，反为之守”(《南疆逸史》卷三十六)，而爱国人士则起义兵于一隅，誓死抵抗，为国捐躯，其人其事，不可不志；立“义士”条，认为明季以来，学校所养之士，多植党营私，朋比倾轧。南渡以来，“仗节死义者，缙绅中多不见，而闾巷之士，乃捐躯而不顾”，“身为儒生，无官守之责，君臣之分未定也，而慷慨以殉”(《南疆逸史》卷四十五)，故为其列传。作者认为，“义士”传，虽古无此名，然立之亦非无缘。“夷齐叩马，而史公称以义士……况诸史各有忠义传”，虽“在胜国者为忠，则在兴朝为不忠；在胜国者为义，则在兴朝为不义”，然为存其忠义之实，故仿兴朝修史不废忠义名之例，创“义士”传。书中对列于附传的死难志士均书其姓名，谓“古人附传，例不列名，余独不然。盖惜其人忠义节烈，本属贤者。而行事泯灭，无可记载，仅以一死成名。若复不列其姓氏，则观者且将忽之。故每篇大书特书，令人耸然于贤者之名耳”(《南疆逸史·凡例》)。
写作前，明史馆已收集了大量南明史料，徐秉义且编有《明末忠烈纪实》，俾作者可资利用。故《南疆逸史》在反映士大夫阶层的爱国反清运动上是同类书中最完整、最成熟的一种，优于早出的《石匮书后集》、《国寿录》等，而后于《南疆逸史》的《重麟玉册》、《小腆纪传》等书，亦因时隔长远，只能抄辑群书，不及《南疆逸史》的作者年代相近，闻见亲切，材料富有原始性。然作者无视农民起义军在南明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对李锦、李来亨等均不列专传。桂王政权得于抗清斗争中支撑十五年，与农民起义军大顺、大西两军的支持密不可分。何腾蛟等攻克湖广，兵锋直达汉水北岸，桂王政权浸浸乎得划汉江而守，亦与大顺军鼎力相助有关。然作者在评论这一段史实时，虽含糊承认中南抗清高潮的出现与联合农民军有关，但在涉及湖南、湖北得而复失时却将责任全部推到农民军身上，认为这是农民军“盗贼余习”所致。又左良玉于福王政权亡败，关系甚大，然《南疆逸史》未为之列传，可谓疏漏。常延龄伉爽有大志，明亡后坚持气节，与夫人种菜于山野，偕隐食贫，处之晏如，而《南疆逸史》竟将其列入公侯迎降、崩角稽首、屈辱丧节者流，是尤为诬。至于采辑未备、体例未妥、叙事未该者，《南疆逸史》中还有不少，清乾嘉间人杨凤苞有《南疆逸史跋》，言之较详。
在清统治严密时，《南疆逸史》未能刊行，仅靠抄本流传。所传抄本，有二十卷本与四十卷本之分。二十卷本在传抄过程中多有散佚残缺，道光中期李遥据二十卷本补辑材料，编成《南疆逸史勘本》三十卷刊行，致使原本湮没。且《南疆逸史勘本》改用清朝纪年，损害原作精神，其价值逊于四十卷本。1915年上海国光书局铅印出版了《南疆逸史》四十卷本，然较杨凤苞所见五十六卷本，内容仍多残缺。1958年上海图书馆据其馆藏《南疆逸史》五十六卷本断句，并与国光本互校，又附录杨凤苞《南疆逸史跋》，由中华书局刊行，是为较好的一个版本。

南疆逸史

五十六卷。清温睿临撰。温睿临，字邻冀，一字令贻，号哂园，浙江乌程（今吴兴）辑里人，康熙己酉科(1705)举人。他博赅群书，谙熟历史，与万斯同（季野）交谊甚厚，在清廷开明史局时，温氏也正在北京，而万斯同实主其事，其间两人时相往复，多所讨论。就在万斯同的鼓励下，温氏撰写了这部反映南明三朝事迹的记传体史书。他在该书的凡例中说，记载南明史事的书籍，所见者有四十余种，“其间记载有详略，年月有先后，是非有异同，毁誉有彼此。取万子季野明末诸传及徐阁学《明季忠烈纪实》诸传，合而订之，正其讹缪，删其繁芜，补其所缺，撰其未备，以成是编”，因此，该书史料价值较高。此书在清代主要以钞本流传 （分为二十卷本和四十卷本），民国四年(1915)上海国光书局铅印了四十卷本，另外还有一个五十六卷本，中华书局在1959年铅印者即为此本。此本在内容上要比四十卷本多，为目前较为完备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