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叶以降词的变化

台湾学者徐信义认为，北宋末叶以降词的创作有下列种种变化：一、不刻意讲究合于管弦、合于音律。李清照说：“诗文分平仄，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词论》)但一般词人，不懂音乐的居多，不大可能注意到这些与音乐相关的格律。晁补之说苏轼词，“人多谓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这正是他不讲究合于管弦的缘故。二、不刻意讲究词调的声情。每首词的音乐，各有其所要表现的感情，即声情，词的文字须配合声情。有些人也不知此理，只是依照前人作品的平仄谱去填。也就是说，他们把词当作长短不齐的格律诗，依格律去作。三、精于熔裁锻炼。词本来供演唱，文字力求平浅通俗。而宋代诗人讲究无一字无来历，填词时也使出了作诗的功夫，使词带上了浓厚的诗味。因此，宋代就有人注解宋人词，以指明典实与词语的出处。姜夔虽知晓音律。但姜词的语句如“波心荡、冷月无声”、“千树压、西湖寒碧”，比唐五代的作品精练得多，直是诗人语了。四、不避典故成语。诗人作词，由于“余习所牵”，往往用成语典故增加典雅的气氛。如苏轼“左牵黄，右擎苍”句，典出李斯，辛弃疾“寂寞，家山何在？”本于宋徽宗“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句。五、风格雅正。诗化的词讲究雅正，极力避免俚俗。沈义文、张炎均主张填词下字要雅正。(出处见《词的诗化》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