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

这是邓小平在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的南巡谈话中提出的重要问题。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说：判断姓“社”还是姓“资”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这个“标准”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1983年1月，针对社会上对少数人先富起来、农村出现承包大户的责难，邓小平提出了“标准”问题。他说：“要以是否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在邓小平指导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1984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主要标准。”党的十三大则进一步提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可见邓小平的这个思想是一贯的，是早就明确了的。但是，有些理论家、政治家，对改革开放并不热心，却热衷于提出“凡事都要问一个姓‘社’姓‘资’”，并说，不问清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而搞清楚姓“社”姓“资”，则是切实推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一个根本前提。他们以此吓唬人，把一些自己也搞不清楚的东西统统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使人们不敢越雷池半步。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有许多情况，但只要用发展生产力这个标准衡量，就会区别姓“社”姓“资”的问题。例如，第一种情况是原来我们认为它姓“资”，像市场经济，但实际上计划和市场都只是经济手段，并不表明所有制性质，这样，认识就有了变化。第二种情况，它原来姓“资”，但在全局性姓“社”的情况下，它可能改姓，像股份制，本来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所采取的集资方式，马克思就曾加以大力赞扬。但它并不是资本主义专有的，社会主义经济也可加以运用。第三种情况，它确实姓“资”，如中外合资企业、合作企业，它们中的外商外资方面，外商独资企业，它当然姓“资”，但是在我国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在政权在我们手里的情况下，“三资”经济也好，私营经济也好，都可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是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的，因而要加以支持和发展。第四种情况是原一时搞不清它究竟姓“社”还是姓“资”，如股票上市，这种情况，邓小平认为应该坚决地试，对了，敞开搞，错了，坚决纠正，没有试点怎能就武断说它姓“资”？第五种情况，如何判断它是姓“社”还是姓“资”，要看这个事物的主体姓什么。邓小平说，如深圳经济特区，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占四分之一，所以深圳特区姓“社”不姓“资”。另外，我们在判断姓“社”姓“资”的时候，不要盲目地排斥资本主义的一切成果。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先进科学技术、经营管理制度，以及其他一切可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借鉴的、引用的，可以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利用的，有助于增强社会主义综合国力的，有助于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东西，都应毫不客气地大胆地“拿来”，而不应拒之门外，更不应把这些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独归于资本主义。毫无疑问，如果不吸取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只能是梦想。邓小平关于明确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为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澄清是非、辨别真伪的试金石，为人们大胆改革、扩大开放卸了包袱、壮了胆，破除了某些理论家、政治家对改革开放所设置的“紧箍咒”，在理论上深化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