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晏

刘晏716—780

唐代经济、水利家。字士安。曹州南华（今东明）刘固堆人。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玄宗封禅泰山，八岁的刘晏上《东封书》，玄宗大喜，授秘书省正字之职。后曾任户部侍郎、度支等使、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御史大夫领河南江淮山南等道盐铁租庸转运使等职。他善于管理经济，通晓水利。安史之乱后，黄河流域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口大减，经济崩溃，长安粮价飞涨，军民严重缺粮，急需将江南粮食调往关中。刘晏亲率有关人员行程数千里，考察江淮至长安的水道，并制订计划，疏浚河道，打造运粮船只。将富户督办漕运改为官运，健全了漕运组织。实行了分段运输，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从而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每年将数十万石粮食运往长安，解决了关中地区的缺粮问题。此外还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国家增加了收入。刘晏管理经济达20年，对稳定和发展安史之乱后的唐代经济，起了重大作用。刘晏为官清廉，知人善任，爱护人民。后被杨炎等人诬陷，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七月被赐自尽。

刘晏715—780

唐代理财家。字士安，曹州南华（今东明）人。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为户部侍郎、充度支等使。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任吏部尚书、同平章事。不久罢相，仍领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及东部、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使等职。创“纲运”方法。曾自比于贾谊、桑弘羊。他疏浚汴水，并用分段转运法，发运江淮粮食数10万石，以解决关中食粮。又整顿盐税，行平准法，改善安史之乱后财政紊乱的状况。他选用人才，制定法令，理财达20年。后被杨炎构陷而死。

刘晏715—780

唐著名理财家和经济改革家。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人。上元元年(760) 以后，参预掌管财政达二十年之久。认为要广开财源， 首先要发展生产， 提高人的劳动效益。提出“理财以爱民为先”， “户口滋多， 则赋税自广。”注意不加重农民的负担， 把财政重点放在改革税制、推行常平仓制度， 加强备荒措施等方面。主张商业也是生产事业， 应该减轻商人的赋税负担。在疏浚河道， 沟通漕运时， 采取分段接送办法， 提高了漕运效率， 保证了江淮粮米对京师的供应。同时在接送过程中，施行雇工制， 以代替劳役。继第五琦为盐铁使后， 对榷盐制度进行改革， 取消州县层层设官的办法，采用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专卖制度， 鼓励食盐自由运销， 减轻费用。并在僻远地方设立常平仓， 以调节食盐供应和平抑盐价。至大历末(779年前后), 食盐专卖收入达六百余万缗， 占全国税收的一半。刘晏理财注意用人， “多收后进有干能者”， 大胆使用韩洄、元琇、李衡、包结、卢徵、李著初等人。他注意经济情报及信息工作， 建立了经济情报网， “其属官虽居数千里外， 举教令如在目前。”食货轻重之权， 悉在其掌握， 国家获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刘晏的财政业绩和财政思想对于后世影响甚大。

刘晏718—780

字士安，唐曹州南华 （今山东东明） 人。肃宗、代宗时著名理财家。开元十三年 (725年) 玄宗东封泰山，8岁献赋行在，被举为神童，授秘书省正字。天宝年间官至侍御史。肃宗至德二年 (757年) 拜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领江淮租庸事。上元元年 (760年) 任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充度支、铸钱、盐铁等使。代宗宝应二年 (763年) 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广德二年 (764年) 罢相，任太子宾客，不久又兼御史大夫，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使。永泰二年(766年) 与第五琦分理全国财赋。大历四年 (769年) 改吏部尚书，十三年升尚书左仆射，十四年总领全国财赋。德宗建中元年 (780年) 贬忠州刺史，七月赐死。死后查其家财，唯杂书两车，米麦数斛。从肃宗至德年间到代宗大历年间，掌管财经事务20多年，卓有成效，史称“晏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资以佐军兴，虽拏兵数十年，敛不及民而用度足”( 《新唐书 · 刘晏列传》)，大历年间“军国之用，皆抑于晏”(《旧唐书·刘晏列传》)。推行一系列财政改革措施： 改革漕运，疏浚汴水，船工水手以雇佣工代替无偿征调劳役，并用分段转运方法岁运漕粮10万石，解决关中食粮； 改革盐法，采取民制、官收、商人运销的经营方式，在离产盐地较远地区设置常平盐，缺盐时平价出售存盐，官收厚利而人民不知贵； 扩大常平业务以稳定物价，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敛不及民而获取厚利； 采取减税措施，取消一些额外征敛，增加铸钱以刺激工商业的发展。理财的杰出之处在于强调较多运用商业经营原则充实国家财政。特别注重税源的培养，不主张依靠“损下益上”的搜刮手段来增加财政收入，将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前提。认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资治通鉴》卷二二六)，租税征课应“因民所急而税”(《新唐书·食货志》)，在实施中做到“知所以取人不怨”(《新唐书·刘晏列传》)。对于救灾，有其独特的理论，认为“王者爱人，不在赐与，当使之耕耘织纴，常岁平敛之，荒年蠲救之” （同上），反对单纯靠财政赈给，主张及时了解灾情，做到“民未及困，而奏报已行”，一方面根据国家的财政能力，决定减免赋税办法和贷放对象，一方面利用常平法，在灾区贱卖粮食而收购其他杂货运往别处出卖或留给官府自用，认为这样做，既可使国计不乏，又可使不入城市的下户力农“转相沾逮，自免阻饥” （同上）。在货币思想方面，反对货币减重，贬低钱币的法定价值，要求货币的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相近，实行稳健的货币发行措施，主张增加铸钱以满足流通中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