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杰1904—1977

湖南岳阳人
农工民主党成员。中国文学史专家，文学翻译家。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常委，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副主任委员等职。著有《中国文学发展史》、《魏晋人物思想论》，译有《白痴》、《孩子的心》、《雪莱诗选》等。
笔名：大杰、刘大杰、刘山、夏绿蕉、修士、雪容女士、绿蕉、湘君

刘大杰

刘大杰和他的作品 刘大杰先生因病逝世	思园	*明报1972年4月3日 解放日报、文汇报1977年12月3日
刘大杰素描 刘大杰(1904-1977)	碧冰 关志昌	读书顾问1935年1卷4期 *传记文学1981年38卷1期，*民国人物 小传第5册第421页
刘大杰 刘大杰寄情春波楼 刘大杰传略 刘大杰 刘大杰	戚再玉主编 孔尊 陈允吉 李立明 阿英	上海时人志第200页 文坛史料第336页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5辑第58页 *中国现代六百作家小传第492页 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第224页

刘大杰1904.12.15—1977.11.26

笔名有湘君、大杰等。湖南岳阳人。他一生致力于文学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建国前，曾任上海大东书局编辑、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建国后，历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还曾任《收获》、《文学评论》、《上海文学》等杂志的编委，参加过《辞海》、《中国文论选》的编写工作，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主要作品有：小说集《黄鹤楼头》(1925年)、《渺茫的西南风》( 1926年)、《支那女儿》( 1928年)、《昨日之花》(1929年)、《盲诗人》、《三儿苦学记》(均1935年)，剧本《她病了》、《十年后》等。译著有：托尔斯泰的《高加索的囚人》、《迷途》，屠格涅夫的《两朋友》，显克维支的《苦恋》等。论著有：《中国文学发展史》、《红楼梦思想与人物》、《魏晋文人思想论》，还有《德国文学概论》、《德国文学简史》、《东西文学评论》等。

刘大杰1904—1977

湖南岳阳人。1922年进武昌高等师范，1926年赴日，1927年进日本早稻田大学。1930年回国后，先在上海大东书局任职、编辑《现代学生杂志》。1931年任私立复旦大学教授，以后先后在安徽大学、大厦大学、济南大学、四川大学、上海三江大学上海分校、圣约翰大学、暨南大学任教，1949年起在复旦大学任教授至临终。
刘大杰在古诗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这是一部使他享誉国内外的力作，作者的基本观点是认为文学是进化的，诗歌由远古的歌谣，到《周易》中卦爻辞中的歌谣，再到《诗经》，再到屈原的《离骚》，散文由殷商的甲骨卜辞，降及诘屈聱牙的《尚书》，再到春秋战国时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再到汉代的《史记》，无论其反映社会生活的思想内容，还是表现这种思想内容的艺术表现手法，都是逐步发展提高的，就是在同一部作品中，这种进化的趋势也是可以看出来的，如《诗经》就是由“宗教性的颂诗”演进到“宫廷的雅诗”进而进展到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的“生活诗”的。(见第二章《周诗发展的趋势以其艺术特征》)。在论及先秦文学的发展和演变时，刘大杰非常重视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所起的作用。如《诗经》就是产生于两周农业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因为“由于经济生产的发达，思想文化方面也得到了就的发展”，“人民的思想感情，自然日趋于丰富繁杂，思辨的智力，也更为发达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诗经》的出现乃“是一种合理的现象”(《周诗的发展趋势及艺术特征》)刘大杰也不忽视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在交通阻隔的古代，“地方色彩对文学艺术更容易显出它的感染的作用”。例如，楚国那“得天独厚”的“名山大川”，奇花香草对屈原作品地方色彩的形成就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屈原与楚辞》)。除经济条件，地理环境的影响外，刘大杰还非常重视语言、宗教、音乐和风俗等对文学发生发展的影响。例如他就是从“楚国的语言”、“楚国的宗教”、“南方的音乐”以及上面所提到的“地方色彩”这四个方面的因素来论述《楚辞》民族形式的形成原因的。

刘大杰1904—1977

湖南岳阳县人。解放前曾任上海大东书局编辑，后任教于暨南大学、四川大学、上海临时大学等。解放后，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有关唐诗的著作有《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大杰古典文学论文选集》等。
关于唐诗繁荣昌盛的原因，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指出：“原因比较复杂，人民生活，历史条件以及文学传统的推陈出新，形成相附相依的关系。但人民生活是其中的主因。”作者还提出，唐朝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富有民族自信力和创造精神，反映出爱国主义的本质。”
在《古典文学论文选集》中，作者认为陈子昂的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对唐代文学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在唐代文学史上，他是第一个树起鲜明的文学革新的旗帜，是转变一代风气的开路人。”他不同于四杰，在文学思想上有较高的觉悟，创作上发挥了较大的力量。作者还认为，陈子昂的诗歌确实存在着阮籍的色彩情调，他的诗歌创作是“一手抓住阮籍，另一手又伸给李白，他站在中间，头是向前看的”。基于这种理解，积极浪漫主义是陈子昂文学精神的主要倾向，在论述《杜甫的道路》一文中，作者认为“杜甫在三十五岁以前的作品，内容非常贫弱，无论从艺术的或是社会的观点上看，都没有什么光彩”。从三十五岁到长安以后，他的思想感情完全与人民的思想感情融合在一起，用他锋利的笔触，写出了最优秀的诗篇。这些作品，描写社会离乱的真实情况，表露了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深厚感情，放射出现实主义的夺目光辉。杜甫的思想和作品的发展过程，是他在实际生活的体验中，逐步地从浪漫的空气和个人的小天地里解放出来，走向人民，走向现实主义的道路。他的诗歌继承了《诗经》“国风”和汉代乐府的优良传统，从而提高了他的创作生命力。杜甫是国风、乐府的真正继承者。

刘大杰1904—1977

作家、文学史家。湖南岳阳人。曾与胡云翼等人组织艺林文学社。有《黄鹤楼头》、《渺茫的西南风》等小说集问世。但一生主要致力于文学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著有《中国文学发展史》、《托尔斯泰研究》、《德国文学概论》等。

刘大杰1904—1977

湖南岳阳人。1922年考取武昌高等师范，受业于黄侃、胡小石、郁达夫。1926年赴日攻读欧洲文学，1930年回国，就职于上海大东书局，编辑《现代学生》杂志，后任教于私立复旦大学、安徽大学文学院、上海大夏大学、四川大学等。抗日战争爆发，刘大杰滞留上海，拒绝了有的学校要他讲授日语的聘请，潜心于学术著述，一度在圣约翰大学兼任教授。抗战胜利后，任上海临时大学文法科主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和中文系主任，1949年以后历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并任《收获》、《文学评论》、《上海文学》等杂志编委，参加全国高校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的制订、《辞海》、《中国历代文论选》的编写。主要著述有《中国文学发展史》、《魏晋思想论》、《刘大杰古典论文选集》、《易卜生研究》、《托尔斯泰研究》、《德国文学概论》、《法国文学简史》、《东西文学评论》等。
刘大杰对中国古代散文的研究，尤其重视社会历史条件、时代风气、地理环境对散文发展所起的决定作用，力图透过各种相互关联的文学现象，揭示散文发展的规律。关于春秋战国时期散文发达的原因，他在力作《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认为有它的社会原因和文学发展的规律性，“这种原因和规律性，是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思想特征的反映，是文学给予人类社会的实用功能的表现，是新内容决定新形式的表现。在那个大变革的百家争鸣的新时代里，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人们丰富的思想意识，要开展剧烈的斗争和详细历史的记载，”散文只有“向着新的形式发展，才能更好地为新内容服务，这是时代的要求，这是历史给予文学的新使命”。在对韩、柳散文的论述中，他注重当时古文运动理论的发展，将二人放在特定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中，比较二人的异同，他说：“韩立论过于重道，柳则较重为文，然在文体的反骈文与重散文这一点上，两人却是一致的。”韩愈排拂，“柳本好佛，虽论文也主宗经，而其思想范围则较韩愈为广阔而深厚。”这就决定了韩柳虽然都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中坚，其文却各有自已的独特风貌与思想内涵。在研究古代散文时，刘大杰还注意到散文的发展与语言、宗教、音乐、风俗的联系，注重揭示文学演进、发展、蜕变的渊源关系及继承与创新，所以时有精到见解，往往能新人耳目。

刘大杰1904～1977

岳阳人。入高等师范攻读古典文学。19岁习作小说《桃林寺》。1925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博览世界名著，写有《支那儿女》、《昨日之花》、《寒雅集》等作品。回国后，历任安徽大学教授，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大东书局编辑，复旦大学教授、中文系代主任，全国文联常委，农工民主党上海副主委。主编过《中国文学批评史》。其代表作《中国文学发展史》，颇受赞誉。此外尚有《托尔斯泰研究》、《德国文学概论》等专著。

刘大杰1904—1977

现代文学史家。岳阳人。1925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写有《支那儿女》、《昨日之花》、《寒鸦集》等作品。回国后，历任安徽大学教授、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大东书局编辑等职。建国后，历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研究组组长，全国作协上海分会书记，全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曾任《收获》、《文学评论》、《上海文学》等杂志的编委，参加《辞海》、《中国文论选》编写工作，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著有《中国文学发展史》、《托尔斯泰研究》、《易卜生研究》及中国诗文散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