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经是最常见的修功求德的方式之一。它简单易行，特别为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所喜用。有的是泛泛求福，有的则怀着一定的目的，如求事成，求病愈等。以下就是一个后者的例子。
 会稽山阴县有一个书生，身患疾病，虽多方延医，始终不得痊愈，于是发愿写《维摩经》。动笔的当天夜里，他梦见天女来访，用手来回抚摸他的身体。早上醒来以后，发觉自己的病已经完全好了。这一来信心大增，很快就写完了一部。接着，他又发愿为亡亲写一部。写到《问疾品》时，梦见有神人乘云来到他的住室，对他说：“我是你的父亲，因为生前做了恶业，结果堕入黑暗地狱，日日受苦。你为我造经以后，光明便照遍了我的全身，痛苦也解除了，不久就升入了天堂。”书生问：“我的母亲现在哪里？”父亲说：“你的母亲是因贪财而死的，死后与恶鬼为伍。你的经写到《佛国品》时，她便脱离苦海，往生无动国去了。我不久也要去那边。”书生梦醒后感动得流泪，发愤再写。写过第三部后，他把它供奉起来。这一次他又梦见一位身着五彩官衣的人来到床前，对他说：“阎摩法王的召牒上原本有你的名字，但由于你写了《维摩经》,所以多赐你阳寿二十年，并且准你死后生在金粟佛土。你须努力精进，不要懈怠。”后来，书生活到七十九岁才死去，死时身体呈金色，并且放射光芒。人们都说这是他要往生金粟佛土的征兆。

沙门寺寿冶书《大方广佛华严经》(山西五台山)

 为求福而写经，自然是虔诚信仰的表现，有所得应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为了扩大影响，佛教希望将一切与它有过关系的人都划入自己的阵线。于是，在佛教故事中，凡是写过经的，即使不是信徒，也被归为积德有福之人。比如有一个故事说，唐高宗乾封年间，一个书生死后被冥官拘到阴府。但是他的右手忽然放出耀眼的光芒，使那里管事的息诤王大吃一惊，忙问：“先生修了什么功德，使您的手大放光明？”书生回答不曾做什么功德，也不知道为什么手会放光。息诤王调出案卷一查，原来他曾奉高宗的敕令抄过《大般若经》十卷，抄书用的就是右手。结果这只手救了他的性命——他被赦免，又返回了阳世。
 这位书生写经，毕竟长达十卷，而且既为皇差，想必也是兢兢业业，可以说功在不没。但是另外一个故事却还要奇妙：有一个人擅长书法，叫张志达。他信仰道教，从来不读佛经。一次去朋友家串门，朋友正在写大品《般若经》,他不懂，认为是在写老子《道德经》。问人家是不是，人家开玩笑说是。无奈他一时技痒，抓起笔就写。抄了三行，感觉不对，遂放下笔，嘿然而去。三年后他患病死去，但第二天又活转来，并急忙跑到朋友家道谢。原来他到地府后，阎王非常生气，斥责他“不识佛法，信邪师道”。检查档案，二十多页过去，尽是“恶业”,不见“善行”。岂知看到最后一页，阎王露出了微笑：“想不到你还做过大功德……。”只因为三行佛经，张志达被阎王增寿，还入本身，得免一死。最后活到八十三岁，在千佛迎接之下，以《般若经》为双翼，往生净土去了。这个故事比前面的故事更进了一步。张志达写经并无严肃目的，而且所写不过数行，所为纯是戏谑，及至结算人生，其为功德，依然是有一算一，略不爽失。我们很难判断，通过这个故事，信仰是得到了强调呢，还是被削弱了？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行”受到了肯定。行久必能使身心受到影响，发生同一倾向的变化。因此，偶然写经之亦为功德，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于一种宗教来说，罪大莫过于背叛。但是叛教的罪也可以用写经来赎偿。有故事说，唐朝散大夫孙宣德初信佛教，发愿写《华严经》。不久遇事，信仰崩溃，《华严经》亦罢手不写。后打猎杀生，无恶不作，被千万无辜遭杀的生灵告到阎王面前，他自己亦身死赴冥，行将论罪加刑。此时善财童子降临，以孙发愿时信心充实，广结善缘，不宜因后恶而舍前善为由，将他救出。这个故事以及前面的几个故事都想说明佛恩的广被，佛教不曾也不会忽略人的任何功德(当然是佛教意义上的功德)。无论这些功德怎样微小，怎样偶然，也不管它甚至被本人抛弃过，佛教都替你记得牢牢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佛教里功德观念的重要。它既包含着宗教对于人的劝戒，又体现着宗教对于人的系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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