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猪史history of pig-keeping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将野猪驯化为家猪的国家。猪是中国农区最主要的家畜。中国养猪历史悠久，经验丰富，对世界古代猪种和养猪业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起源 猪是中国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在黄河流域，距今七八千年的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已出土了家猪骨骼，遗址中的猪头塑像，也不同于强大伸直的野猪头形象。在南方，距今9000年前的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第一文化层，距今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都发现了家猪骨骼。中国家猪后来形成了华南猪和华北猪两大类型，前者与华南野猪相似，后者与华北野猪相似。这表明中国家猪起源是多中心的，即南北各地先民分别把当地野猪驯化为家猪。
从仰韶文化时代开始，猪成为中国主要家畜。各地原始社会遗址出土家养动物遗骨，以猪骨数量最多，还有不少以猪为题材的原始艺术品。在大汶口文化和齐家文化，流行以猪骨随葬的风俗，说明在当时私有制萌芽，贫富开始分化条件下，猪成为财富的标志。养猪的这种重要地位，是与以种植业为主的定居农业相适应的。
养猪技术的发展 中国农区养猪很早就采用舍饲和放牧相结合的方式。畜圈早在原始时代即已出现。甲骨文中有专门表示猪圈的象形字。夏商时代，阉猪和选育猪种技术已经产生。甲骨文中有专门表示猪的去势的文字。相传商代的韦豕善于选育猪种。先秦时期已有“六畜相法”，从秦汉以后不断得到发展（详见相畜条），这对猪种的选育具有极积意义。
秦汉时期，养猪遍及全国。《方言》：“猪，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豭；关东、西谓之彘，或谓之豕；南楚谓之猪子。”猪的选育和饲养管理技术进一步的提高。据《史记·始皇本纪》记载，秦时已有供公众配种用的串户配种公猪，称为“寄貑”。《史记·日者列传》：“留长孺以相彘（猪）立名。”这是关于相猪法最早的文字记载。明《物理小识》引留长孺相猪法：“短项无长毛者，良；一厢有三牙者，难留。”说明当时人们已认识到外形是体质的外部表现，能反映其生理机能特点和生产能力。这对选留猪种很有意义。《尔雅》记载了秦汉之际猪的不同品种，如豱，是头、足和躯干都短，毛短赤黑色，皮理腠蹙的猪；豥，是四蹄都白的猪；，体形较大而有力的猪。《广雅》中的顿丘猪，是今河南浚县一带的良种猪；梁是梁州（今陕西南郑县东）地方良种猪。 《异物志》记载：“郁林大猪，一蹄有四五甲、多膏，卖者以锥刺其头，入七八寸得赤肉乃动。”说明当时在广西郁林地区已育成肥大的良种猪。出土文物亦反映了各地猪种的区别。广州郊区出土的东汉陶猪，具小耳竖立，头短体圆，背宽肢短等华南小耳型猪的形象，表明当时已基本具备华南小耳型猪的早熟、易肥、肉质佳良的特点。泰州出土的汉代滑石猪，其头、颈、嘴和腿都短小，背宽微凹，臀部发达，具有泰兴大伦庄猪的基本特点。总之，两汉时期由于相猪术的发展和应用，以及饲养管理技术的提高，许多地区都逐渐育成了各自的地方优良品种。中国猪种的选育成功，对世界猪种的选育具有重大影响。《大英百科全书》指出：早在2000多年前（约在汉武帝时），罗马帝国就引进中国猪种(岭南猪——广州太白猪)，改良他们的原有猪种而育成了罗马猪。而罗马猪，对近代西方著名猪种的育成曾起过很大的作用。此后，英国引用中国猪种，育成著名的大约克夏猪和巴克夏猪。美国引用中国猪种，育成著名的波中猪和白色折斯特猪。
两汉时期养猪，有全年舍饲、牧放和舍饲相结合两种方式。肥育猪舍饲，老母猪和架子猪半放牧半舍饲。猪舍多与厕所结合，目的在于积肥（见图）。这种溷厕合一的方式的产生，不晚于战国，延续至魏晋以后，它方便了积肥，但影响卫生，而且使绦虫病绵延不断，影响人畜健康，因而为后世所淘汰。

江苏徐州出土东汉陶猪圈

《齐民要术》对半舍饲半放牧而以舍饲为主的饲养方式作了总结，提出“圈不厌小，处不厌秽，亦须小厂，以避雨雪，春夏草生，随时放牧……，八、九、十月放而不饲，所有糟糠，则蓄待穷冬春初”。
《齐民要术》非常重视猪的选育和饲养管理，尤其重视对母系的选择和仔猪的饲养等。认为：“母猪取短喙无柔毛者良。喙长则牙多；一厢三牙以上则不烦畜，为难肥故。 有柔毛者，爓治难净也。”各地出土的南、北朝猪俑的形态，与《齐民要术》的要求大体一致。为了保证仔猪能充分采食，《齐民要术》提出要把仔猪与其母分圈饲养，又“宜埋车轮为食场，散粟豆于内，小豚足食，出入自由，则肥速。”对寒天出生仔猪，要用蒸笼保暖，“不蒸则脑冻不合，不出旬便死。所以然者豚性脑小，寒盛则不能自暖，故须暖气助之。”近代科学研究证实，新生仔猪的大脑皮层发育不全，调节体温的机能不完善，极易受外界气温变化的影响，一旦受寒则直接使体温发生不可逆的降低，并导致死亡。
隋唐以后，养猪业又有发展，并且成为增加农民收益的一项重要内容。《朝野佥载》载：“唐拱州（洪州）有人畜猪以致富，因号猪为乌金。”不仅民间积极养猪，部分州县也曾有过大规模的官府养猪。如当时的虢州就有“官豕三千”。这一时期，猪种的选育改良技术继续发展。西安李静训墓，合肥伏波墓分别出土的陶猪形态，都生动地显示了当时渭水、淮河流域猪种的良好繁殖性和哺育能力，且具有旺盛的将饲料转化为乳汁的能力。华北唐墓出土的红胎陶猪，显示出华北小耳型猪种的早熟、易肥、多产等特点。
宋以后的养猪业，在持续发展中有反复。这一时期的养猪经验散见于《农桑辑要》、《农政全书》、《本草纲目》、《三农纪》等书。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不但注意外形要求体质结实，发育匀称、骨细、少筋、多膏等，且注意经济价值，要求饲料利用率高、耐粗饲、增重快、多产等。这一时期不单注意猪种的选育、饲料源的开辟，而且注意饲养管理技术的不断改进。如《农政全书》记载：“猪多，总设一大圈，细分为小圈，每小圈上容一猪，使不得闹转，则易大也。”《三农纪》：“若养数猪，饲须少下。豢人持糟立圈外，每一槽着糟二杓，轮而复始，令极饱。若剩糟，复加麸糠，散于糟上，令食板净方止。善豢者六十日而肥。”为了促进猪的快速肥育，《农政全书》、《三农纪》、《卫济余编》、《豳风广义》等均提到育肥、催肥的药物食疗法。如“用贯众三斤、术四两、黄豆一斗、芝麻一升，各炒，共为末，饵之，十二日则肥”。
中国养猪自古以来均以青粗饲料为主，适当搭配精料。据不完全统计，古代人民养猪采用的饲料共有12类42种之多。《氾胜之书》提出用葫芦瓤喂；《淮南万毕术》提出麻盐肥猪法和精粗饲料搭配混合搅拌喂猪；《神农本草经》提出：“梓叶、桐叶饲猪，肥大三倍”等，这些说明人们在用青粗饲料养猪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齐民要术》较全面地总结了这些养猪经验，以后均以此为基础而加以发展，受小农经济的限制，充分利用青粗饲料，把有限的精料用在仔猪发育生长阶段和冬末春初舍饲的催肥阶段。这种方式，虽然饲养周期延长了，但利用了大量廉价的农副产品，所以还是合算的。为了广辟饲料源，元、明以后对猪的青粗饲料不断加以研究和推广。如元王祯《农书》说：“江南水地，多湖泊，取萍藻近水诸物，可以饲之。养猪凡占山地，皆用橡实，或食药苗，谓之山猪，其肉为上。江北陆地，可种马齿苋，约量多寡，计其亩数种之，易活耐旱，割之，比终一亩，其初已茂，用之铡切，以泔糟等水浸于大槛中，令酸黄，或拌麸糠杂饲之，犹为省力，易得肥腯。”这里不仅提出向水、陆开发饲料的先进经验，而且提倡用发酵饲料喂猪，从而进一步提高了饲料的利用率。清《三农纪》、《豳风广义》等书里也收载有类似的内容，且比之《农政全书》、王祯《农书》、《沈氏农书》等有所增益。已出现地主经营养猪不计成本的富养猪方式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