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间最早的一次交锋。十月革命胜利后，新文化运动内部，共产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对立日益明显。1919年4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实用主义》一文，宣传实用主义，说“……我们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否认马克思主义客观真理论。在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后，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主张社会改良主义，反对“根本解决”；借实用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立即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对胡适的观点进行批驳。指出“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认为研究问题和宣传主义不能截然分开，“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李大钊认为，如果整个社会“没有生机”，“没有组织”，那么个别问题也无法解决。“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解决了的希望。”并指出经济问题是社会的根本问题，要解决社会问题，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来改变社会经济基础。胡适对于李大钊的驳斥并不认输，又在《每周评论》中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坚持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1919年8月底《每周评论》被查封，论战被迫中断。1919年12月，胡适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主张，继续攻击马克思主义。1920年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了“五四”新思潮产生的根源，从根本上批驳了胡适的十六字主张。这是“问题与主义”论战的继续。这场论战波及到许多方面，少年中国学会开展了“中国是需要马克思主义，还是需要社会改良主义”的讨论。1920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主义与努力》参加了论战；研究系的蓝公武也在北京《国民公报》上发表文章，批判胡适的观点。这场论战批判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