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电影《武训传》是指以清朝末年武训的生平事迹为内容的一部传记影片。武训生于1838年山东堂邑，从小跟母亲讨饭，后以放债收租等手段办了三所“义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贫苦农民对文化的渴求。然而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被剥夺了政治和经济的权利，他们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武训的所谓“义学”只能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成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工具。电影《武训传》的编导者孙瑜受“教育救国”的思想影响，于1945年构思电影剧本，1948年夏开始拍摄，1950年10月完成，同年12月上映，此时，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文章赞扬该片，甚至将武训捧为“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于1951年3月发出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为了把讨论进一步深入展开，毛泽东同志亲自撰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于1951年5月20日发表。社论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特别是对“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丧失了批判能力的事实，说明“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因此深入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就更有必要了。此后掀起了批判《武训传》的高潮。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广大文艺工作者从中提高了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加强了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武训传》的问题是学术性的，把它当作政治问题来搞大批判运动，这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文艺事业的发展与繁荣，都产生了有害的影响。

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建国后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第一次错误的批判运动。电影《武训传》是孙瑜编导的一部以清朝末年行乞办学的武训的生平事迹为内容的传记影片。1950年12月上映。1951年初，北京的《光明日报》、《新民报》，天津《进步报》，上海《大公报》，《大众电影》等报刊发表了40多篇称颂《武训传》和武训的文章。孙瑜在《编导〈武训传〉记》中赞扬武训是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站稳了阶级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1951年3月底逐渐出现了相反的意见。有的文章认为武训是“歪曲中国人民斗争，反现实主义的人物”，武训精神不是中国人民的好传统。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社论》认为武训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时代，但他根本不触动封建社会制度，反而“为了取得自己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面对反动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歌颂这种行为是不能容忍的，电影《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即应当用唯心主义还是用唯物主义观察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问题。同日，《人民日报》党的生活栏刊登《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一文。指出《武训传》的放映及其所引起的评论，不但证明了文化思想混乱，而且证明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确实侵入到战斗的共产党。要求党的领导帮助党员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武训，《武训传》以及有关武训各种赞扬文章的反动的错误的思想进行有系统的批判。”全国各报刊纷纷转载《社论》并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教育部要求每一学校、每一教育工作者肃清“武训精神”的影响。这场讨论还扩展到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文化部和《人民日报》联合组成江青参加领导的“武训历史调查组”，写成《武训历史调查记》连载于1951年7月23日至28日的《人民日报》，说武训是“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实际上为这次批判作了总结。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的谈话，说当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在思想文化界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争论的不好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