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列汉诺夫的评价问题的讨论

20世纪80年代我国理论界围绕如何评价普列汉诺夫的问题而展开的学术争鸣。
李澄在《安徽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发表《关于普列汉诺夫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认为：普列汉诺夫“是介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之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起‘承上启下’作用的哲学家”。所谓承上，是指他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并在同民粹主义、马赫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些原理。所谓启下，是指他的哲学思想对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对列宁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普列汉诺夫在哲学上“功大于过”，而在政治上则“过大于功”，至多是“功过参半”。高放、高敬增则在《武汉师院学报》1984年第4期发表《普列汉诺夫功过之源》一文，认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是一个功大于过的历史人物”。他之所以能对革命作出较大贡献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他年青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文化基础；与工农联系和接触；长期生活在西欧，了解了工人运动，吸收了西欧优秀文化遗产；不畏难关，勤奋恒常。但后来陷入了机会主义，这是由于他教条主义严重，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新时期的任务；长期脱离实际；思想方法片面；骄傲自满。而孙成木在《苏联历史》杂志1984年第2期发表《1905—1907年俄国革命与普列汉诺夫的机会主义》一文，则认为：“1905—1907年俄国革命，对普列汉诺夫的政治立场是一个大检验，是他机会主义的大暴露。”由于他联系实际不够，错误地分析了俄国社会各阶级，因而其主张和观点实际上否定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他指责工人武装起义，反对建立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是适应了自由资产阶级企图阻止俄国革命发展的需要。尽管他在策略上和组织上有过这样那样的动摇，有时倾向布尔什维克，有时倾向孟什维克，有时又脱离孟什维克，但是终究没有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