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

本世纪20年代末，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茅盾之间的争论。1928年到1929年间，创造社和太阳社大力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他们在理论上和行动上也有一些片面和错误的地方：（一）他们中有的人错误地分析了当时形势，不承认当时的革命处于低潮。与此相联系，他们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对“五四”以来的文艺创作，包括鲁迅的创作，作出了错误的评价。（二）在文艺上思想上散布了一些片面的论断，过于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强调浪漫主义，忽视了面对现实的战斗。（三）他们当中有人对鲁迅作出了不应有的贬斥。他们称鲁迅是“趣味文学”的“老人”，“有闲阶级”“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看社会人生，“追怀没落的封建”情绪，是“人道主义者”，“时代落伍者”等等。鲁迅于1928年3、4月先后发表了《“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等多篇文章，对他们的片面主张和错误意见进行了批评。接着，从1928年4月到8月，创造社和太阳社主要成员又纷纷著文对鲁迅进行“笔尖的围剿”。其中署名杜荃（郭沫若）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给鲁迅加以“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等大帽子，使论争愈演愈烈。论战后期即1928年底和1929年上半年，创造社、太阳社还和茅盾进行了论争。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两文中，对无产阶级文学倡导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批评，引起了创造社、太阳社的反批评。双方的论争是对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的不同理解而引起的。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茅盾的争论，后来因为发现了共同的敌人——新月派而终止下来。这次论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双方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介绍，推动了革命文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