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庾信及其作品的评价问题

庾信是南北朝时期最后一位优秀诗人。他的作品，能够融合南北诗风，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历代对庾信及其作品褒贬不一。北周时期宇文卣在给庾信的作品结集时写过一篇序文，说庾信“妙善文词，尤工诗赋，穷缘情之绮靡，尽体物之浏亮。诔夺安仁之美，碑有伯喈之情，箴似扬雄，书同阮籍。”从实际情况来看，他的评论有过誉之处，但作为第一个评论庾信作品的人，仍有值得肯定之处。到了隋唐时期，对庾信及其作品的评价，形成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以王通、令狐德棻、李延寿为代表，持诋毁态度。如令狐德棻在《周书·庾信传》中说：“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昔扬子云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若于庾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这种评论，无疑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另一种观点，以杜甫为代表，认为庾信的创作风格既有“清新”的一面，又有悲凉雄健的一面，如“清新庾开府”、“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杜甫对庾信持赞誉态度，评价也较为公允。到了宋代，象王应麟、洪迈、晁公武、黄庭坚、尤袤等人，大都支持杜甫的观点，对庾信持肯定态度。但到了宋代的王若虚，则对庾信创作进行全面否定。他在《滹南遗老集》卷三十四里说：“尝读庾氏诸赋，类不足观，而愁赋尤狂易可怪，然子美雅称如此，且讥嗤点者，予恐少陵之语未公而嗤点者未为过也。”“（庾信赋） 堆垛故实，以寓时事，虽记闻谓富，笔力亦壮，而荒芜不雅，了无足观。”观点偏激，但也有一定的见解。此后，历代评论都沿着诋毁与赞誉两线延伸。明代杨慎、张溥等人都对庾信持肯定态度，支持杜甫观点，而胡应麟等人则持否定态度。清代初年，由于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因此，庾信在政治上首先受到攻击，全祖望的话最有代表性：“甚矣，庾信之无耻也，失身宇文而犹指鹑首赐秦为天醉，信则己先天而醉矣，何以怨天？后世有裂冠毁冕之余，蒙面而谈，不难于斥新朝颂故国以自文者，皆本之天醉之说也。”(《鲒埼亭外编·题哀江南赋后》)由于政治立场问题，庾信的文学创作也被一概否定。中叶以后，尽管人们对庾信的人格颇有微辞，但对他的文学成就则予以较高评价，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沈德潜《古诗源》、许梿《六朝文洁》、倪璠《庾子山集》注，都较为客观地评价庾信的创作，尤其是倪璠的评论，可以说是古代评论的一个总结，他比较全面地、历史地看待庾信的创作，把庾信创作分为前后两期，认为“南朝绮艳，或尚虚无之宗；北地根株不祖浮靡之气，若子山可谓穷南北之胜。”从古代学者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对庾信的评价始终有两种较为对立的观点，或褒或贬，毁誉不一。到了现当代，对于庾信及其作品仍有争论，有些学者继承王若虚和全祖望的观点，认为庾信是一个投降变节的可耻文人，他作品中的“故国之思”是文过饰非、掩人耳目的欺人之谈，进而否定了他的全部创作。但大多数学者则能客观公允地评价庾信的创作，既指出其前期创作的弊端，又充分肯定其后期的成就，认为他对唐代文学有一定的开启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