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典型报道的讨论

1987年第一期的《新闻学刊》上，发表了《典型报道之我见》一文。文中认为：“不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典型报道，还是列宁复兴的典型报道，或我国传统的典型报道，它们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社会条件是人民文化水平低下或不算高，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或正在形成这种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走在人民认识前面的领袖人物或先进政党通过榜样的力量引导他们前进。”“当运用典型报道的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典型报道由于惯性可能还会发生作用，但绝不会长久。”该文作者的结论是：“典型报道观念是文明程度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它将随着文明的发展而逐步消亡。”此文立即引起新闻界的关注和讨论。讨论中谈及的主要观点有（一）典型报道不能否定，不会消亡。理由是：事物总是有一般和个别之分，人群也有先进、中间和落后之别。既然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着大量多姿多彩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典型经验和典型单位，那么，作为反映客观事物变动的新闻报道，就理应具有典型报道的形式与其相适应。这好比人和影子，只要有人，就会有影子，只要有典型，就会有典型报道。不承认客观事物的存在，人为地要“淡化”、“消亡”它，既违背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也不利于新闻报道充分发挥其指导性和服务性。不少文章认为，典型报道是我国报刊宣传中的一种主要形式，也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特点之所在。大量的新闻实践证明，抓了一个好的典型报道，就是树立了一面旗帜，确立了一个标准，对社会主义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二）典型报道需要改进和完善。多数人主张，对典型报道既要加以基本肯定，又要加以改进和完善。典型报道是有成绩的。对典型报道利弊得失的评判，应采取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态度。那种对典型报道一概否定的态度是不科学的，把过去的典型报道描绘得漆黑一团也是不公正的。大家列举在“三反”、“五反”中，对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报道，对当时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教育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对“穷棒子精神”的宣传，有力地推动了农业集体化运动。60年代，通过对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邢燕子等先进模范人物和南京路上好八连、大庆等先进单位的宣传，传播了先进思想，树立了一代新风。
在肯定典型报道的同时，许多文章对过去典型报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进行了探讨。突出的问题归纳为以下7点：（一）超越历史阶段，违背中国国情，制造和宣传了一些“穷过渡”的典型，引起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二）按照所谓“三突出”的原则，“塑造”了一批“高大全”式的“典型”人物或“典型”单位，严重败坏了典型报道的声誉。（三）掺水使假、“合理想象”，使一些典型报道真真假假，令人半信半疑。（四）一好遮百丑，报喜不报忧，把典型写得“三分像神，七分像人”，使典型在民众中如“鹤立鸡群”，墙里开花墙外香，或开花不飘香，搞得典型很难当。（五）树典型，保典型，典型“长生不老”，“红旗始终不倒”。（六）对坏典型“穷追猛打”，不批倒批臭不罢休。（七）典型报道模式化，写作方法陈旧，缺乏新颖性，新鲜感。多数人认为，不能因为典型报道存在着一些问题，就否定典型报道这种形式，而应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使其充分发挥内在的潜力，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