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评论

丁玲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描写了中国社会变动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内心世界的苦闷，是她的成名作。小说写于1927年冬至1928年春，刊载于1928年2月10日《小说月报》第19卷第2号，后收入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作品发表后震动了文坛，被认为“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毅真《丁玲女士》)。在当时，几乎所有的评论无不称赞作品表现了一个现代新女性的姿态，称赞作品的大胆直白和率真细腻的女性心理描写。但在如何评判莎菲这一人物的价值意义上却毁誉不一。茅盾在《女作家丁玲》中，一方面指出作品与当时社会现实的距离，缺乏更深刻的社会意义，一方面则充分肯定它的客观价值，认为作者“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她的莎菲“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毅真的《丁玲女士》认为作品对爱的见解“是异常的深刻而为此刻以前的作家们所体会不到的”，它“是中国新文坛上极可骄傲的成绩”。然而，有相当一些评论则批评作品在莎菲身上“取着享乐的颓废的倾向”(王淑明《丁玲女士的创作过程》)。钱谦吾的《丁玲》认为，莎菲的形象虽然“已经没有丝毫的封建意识存在”，却表现着“世纪末”的病态，“涂着很浓厚的伤感的色调”，作者送出的只是一种哀喊却“不曾指出社会何以如此黑暗”。冯雪峰认为这篇小说很动人，使他流了泪，但太消极，倾向不好， “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性加流浪汉的知识阶级性加资产阶级颓废的和享乐而成的混合物”(《关于新小说的诞生》)。由于《莎菲女士的日记》本身存在的复杂性，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意义，当时的不同意见都是在承认这两方面意义的基础上由于侧重点不同而出现的分歧，因此并没有引起过于激烈的争论。但其中的批评意见则使丁玲不久即认识到自己作品中“确有着一个很坏的倾向”(《我的创作生活》)，从而开始了新的创作。建国后，作品受到粗暴批判，直到1976年以后才重新恢复了它本来的面貌，对它的评论也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