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忍让》的论争

1946年6月20日，《晋察冀日报》副刊发表立高的短篇小说《忍让》。作品反映在国民党军队欺凌百姓，并向八路军开炮挑衅的情况下，连长执行党的政策，教育战士：“为了和平，再忍让一下，……敌人在哪里进攻，我们就在那里抵抗，我们决不先打第一枪”。作品发表后，在《晋察冀日报》引起了一场论争。6月25日，伍延秀发表《略谈〈忍让〉》，批评作者片面理解了党的和平政策，认为“我们不仅是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忍让’，更重要的是坚决自卫，给进攻者以反击”。7月2日，晨耕发表《评〈略谈忍让〉》，认为《忍让》的描写是正确的，表现了真实的生活，反映了我们的立场和态度。7月12日，《晋察冀日报》副刊同时发表三篇争鸣文章。伍延秀坚持认为“一个作者不仅是一部照相机，而且要能概括现实，要能抓住各种现象的本质，造成艺术的典型。”(《再谈〈忍让〉》)何远指责伍延秀的批评是“硬搬出典型一类书本的原则公式来套活生生的作品”，并认为这是一种不良的批评方法(《论典型环境与事件——再谈〈忍让〉批判》)。唐皎的《〈忍让〉我见》则认为，作品的描写以及描写的实际都是正确的，“不能说忍让与反击，谁更重要，谁不重要。忍让是为了和平，反击也是为了和平”，“中国的情况就是复杂的”；同时也批评了伍延秀的批评态度。至此，这场论争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