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威先生》及暴露黑暗问题的论争

关于暴露黑暗问题，抗战文坛一直存在着分歧。1938年4月，张天翼在《文艺阵地》创刊号发表短篇小说《华威先生》。作品通过对一个打着抗日招牌，不务实际工作，却到处伸手争权的文化官僚典型的刻画，深刻暴露了国民党政府中某些消极抗日者的本质。小说一发表，立即在文艺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并展开关于暴露黑暗问题的公开论争。林焕平首先撰文肯定《华威先生》的重要现实意义。李育中则提出完全对立的意见，认为“在革命的行进和生死决斗的时期，严肃与信心是异常需要的”，而“幽默有时出了轨，会闹乱子”，《华威先生》会使人对“一些真正苦干的救亡工作者”发生误解，有害于抗战工作(《幽默、严肃与爱》)。随后，高飞、唯庸、文俞等人纷纷撰文参加讨论，一致肯定《华威先生》对抗战有利。茅盾连续发表《论加强批评工作》、《八月的感想》、《暴露与讽刺》等文，批评了否定《华威先生》的观点，认为《华威先生》“抉摘那些隐伏在红润的皮层下的毒痈”，“正表示了作家对于现实能够更深入地去观察”，鼓励作家继续用暴露与讽刺的文学作品去抨击丑恶现实，推动抗日斗争。1939年初，由于《华威先生》被日本《改造》杂志所译载，论争又进一步发展。林林撰文认为：华威先生“出现在日本读者的面前，会使他们更把中国人瞧不起，符合着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而增强他们侵略的信念。一句话：我们是‘减自己的威风，展他人的志气’了。”(《谈〈华威先生〉到日本》)冷枫则反驳道：“毕竟出现在日本文坛的华威先生是一个僵尸，因为他已在我们的抗战中给枪毙了， “我们不怕敌人嘲笑我们的死尸”(《枪毙了的华威先生》)。接着，王西彦、黄绳、适夷、周行等人纷纷发表文章支持冷枫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 “如果能够彻底地暴露黑暗，所得或者并不亚于实感地颂扬光明，因为不击退黑暗，光明也就难于来到。”(周行《关于〈华威先生〉出国及创作方向问题》)张天翼也指出： “只要我们严肃、认真，我们指出我们自身上的缺点是必要的”，这缺点“就是给敌人看见了，我认为也不必害怕”(《论缺点》)。1939年7月左右， 《文艺月刊》、《新蜀报》先后载文反对暴露黑暗，认为暴露黑暗会引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摩擦，给敌人以可乘之机，而且“足以引起一般人的失望、悲观、灰心丧气”， “于抗战有害” (何容《关于暴露黑暗》)。对此，罗荪、戈茅、刘念渠、田仲济、野藜、卢鸿基、吴组缃、萧蔓若等人， 纷纷在《文艺阵地》、《抗战文艺》、《读书月报》、《七月》、《文学月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新蜀报》以及桂林、昆明、香港等地报刊发表文章予以批驳。他们指出：使人失望、悲观的是黑暗事实本身，而不是暴露黑暗的作品；对黑暗必须暴露，一味颂扬是不够的。1940年10月10日，《新蜀报》以《从三年来的文艺作品看抗战胜利的前途》为题，发表田汉、罗荪、以群、宋之的、沙汀等人在《蜀道》座谈会上的发言。他们一致肯定《华威先生》在政治上和艺术上的突出成就和正确的创作方向。这场论争，使进步文艺界更加明确国统区文学创作的任务和方向。此后，暴露黑暗的作品不断涌现，而且产生了《腐蚀》、《淘金记》等优秀的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