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习惯语”或“社会方言”的讨论

刊 《中国语文》 1957年第4期和第5期。第4期题下编者按指出：“本刊收到郑达汉等同志对高名凯先生的 《普通语言学》和岑麒祥先生的 《普通语言学》两书有关社会习惯语或社会方言部分提出不同意见的讨论文章多篇； 提不同意见的同志之间，彼此意见也很分歧，现在整理出来发表。同时我们也约请高、岑两先生发表意见，在下期刊出。讨论这些问题首先碰到术语和译名的分歧，但是这还不是主要的。问题的主要分歧在于： 行业语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иэмы)是不是社会习惯语 （社会方言） 的一种？ 同行语 (жаргон)、阶级习惯语 （阶级方言）和黑话 (арго) 的关系怎样？ 假如我们承认‘习惯语’和‘方言’可以通用，那么各人对于‘同行语’的了解还是很不相同的。”该期发表的各家意见主要是： 郑达汉认为，“社会方言”这个术语用得不妥当，不如用“社会习惯语”； 而“行业语”不能算作社会习惯语 （社会方言），更不能是社会习惯语最重要的一种； 所谓“同行语”，就是“黑话”。彭国钧认为，“阶级方言”的译名不妥当，承认方言的阶级性也就是无意中承认有阶级语言； 社会习惯语包括两类，一是指各种专业用语和专门术语的行业语，再是改了样子的、歪曲的语言同行语； 同行语包括“阶级方言”、黑话及一切不健康的语言，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比行业语出现得晚，是为狭小的阶级、集团服务的，是语言发展中的逆流； 黑话固然和同行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并不完全相同； 黑话应该说只是同行语当中的一种，同行语不专指黑话而言。陈永正认为，“同行语”不是“黑话”，两者同属社会习惯语。此外，杨定还就濮之珍 《语言》一书关于“同行语”的说法提出了商榷。濮书提出，同行话有两种情况，一是职业性专门技术的语言，另种是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为了个别集团的利益创造的一些黑话。对此，杨定认为作者所理解的“黑话”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黑话不是阶级习惯语。在该刊第5期的同题讨论栏内，发表了高名凯和岑麒祥两位的文章。高名凯题为 《并于社会方言》的文章分为三个部分： （一）“社会方言”与“社会习惯语”； （二） 社会方言有哪些种类； （三） 社会方言的前途。高文认为，把“社会方言”说成“社会习惯语”是不恰当的。社会方言可以分为行业语、阶级方言、老人语、青年语、男人语、女人语、国际杂凑语等，又可分为一般的社会方言和隐语。隐语语言形式的特点在于它的秘密性，行业语一般不是秘密性的，但并不是说在特殊的情形下它们就不可能有隐语。只要社会集团有一天的存在，社会方言也可能有一天的存在。至于隐语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原因和需要。以为社会主义国家里不可能存在隐语，是天真的，是一种误解。岑麒祥以 《关于“阶级”习惯语、同行语和客厅“语言”》为题，发表了见解。岑文认为，“阶级”习惯语、同行语和客厅“语言”是阶级社会中个别阶级，特别是那些脱离人民并且仇视人民的有产阶级上层如贵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等的特别词语。这些特别词语的来源是各种各样的，但大多数是从古代语言中吸取来的，也有一些故意把词的固有意义加以歪曲的词和一些外来语。他们之所以使用这些特别词语，除特殊情况外，多出于特别的趣味，或为了表示自己的地位“高贵”，不同风俗。这些特别词语因为可以反映个别阶级的思想、观念、风尚和道德原则，所以肯定是具有阶级色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