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讨论

建国以后中国哲学界围绕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而展开的争论。这场争论是我国建国后历时最久、规模较大的一次哲学战线上的论争。它涉及哲学的基本问题、认识论问题、辩证法问题等。许多重要报刊都刊登了这次论争的文章，共有百余篇。这场讨论起于中共中央党校的课堂上开始的。学员们在学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时发生了争论。艾思奇认为，恩格斯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既可作唯物主义解释，也可以作唯心主义的解释。杨献珍则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的命题。随之1958年《哲学研究》第一期刊载了郭月争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一文，从而第一次公开讨论这个问题。一年以后，于世诚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的原理吗？》一文，表明不同意郭月争的看法。于是开始一场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争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赞成杨献珍观点的有于世诚、李唯一、腾云起等，赞成艾思奇观点的有郭月争、王若水、关锋、周景方等。这是讨论第一阶段。1962年，于世诚发表《什么是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论》和《关于德国古典哲学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的探讨》两文。艾思奇也写了《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再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两文进行辩论。第二阶段讨论告一段落。1979年，杨献珍发表了其1975年写《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及其1973年写的《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1958年写的《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唯心主义范畴的‘同一性’和辩证法范畴的‘同一性’》、1975年写的《论恩格斯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关系—兼答认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论者或中国的巴扎罗夫们》等文。对杨献珍的这些观点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这是争论的第三阶段。争论的问题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否从来就是唯心主义命题？杨献珍、于世诚、李唯一等人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从来就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命题，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基本命题。对这个命题如果认为既可唯物又可唯心地解释，就会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都把这个命题当成唯心主义命题来批判的。艾思奇、郭月争、王若水等反对上述意见。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哲学史上各派对这个问题既可作唯物又可作唯心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反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只是反对思维和存在等同论。（二）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这是争论的中心问题。杨献珍，于世诚、李唯一等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与“矛盾的同一性”，两者根本不同，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统一性，后者是辩证法的同一性。因为：不能把我们研究的特定的不同对象、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称之为同一性，也不应把抽象的思维硬要和现实的存在加上一个辩证法的同一性，“思维和存在毕竟是有差别的，毕竟不是同一的”。艾思奇、王若水、郭月争等认为，思维与存在是对立面的统一，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即是反对把对立统一规律运用到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上。因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不是什么“特定的不同对象”，而是最一般的对象，思维和存在既有差别，又有同一，差别就是对立。认为有差别就没有同一，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两者的同一性是指思维是存在的反映，思维一定条件下又能成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指导力量，因而与“原则同格论”有根本区别。（三）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和反映论是否对立的问题。杨献珍、于世诚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与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是根本对立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核心”，唯心主义都用这个同一性来解决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方面，唯物主义却用反映论来解决根本问题的第二方面的。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同唯心主义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根本对立的。艾思奇、王若水反对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和反映论对立起来，把两者对立即意味着把认识论和辩证法分离开来，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和“矛盾的同一性”根本对立起来，实际上反对马克思主义把辩证法贯彻到认识领域。1960年，毛泽东很关心这场争论。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说思维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因此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这势必要走到反对恩格斯的论点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