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文化大辞典︱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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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东文化大辞典》邀集辽宁、 吉林、 黑龙江三省史学、考古学、文学艺术及教育界230余名专家、 学者和部分青年专业工作者， 同心协力，经时仅一载，乃克毕工。总汇词目近一万三千余条，字数二百七十余万。多少年来，关东终于有了一部与其丰富多采的历史相称的文化百科全书，确属关东文化界的一件破天荒的盛事。无论学术界、出版界，还是关内外读者，都会为此感到高兴。 在这部大辞典就要同读者见面的时候，就关东文化的界定、内涵及其特点，作一简要叙述， 或许有助于了解和认识编纂本辞典的必要性和它的价值。 一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民族各地区在长期的发展中，各自形成了本民族文化， 自不待言。即以地区而言，鉴于各自的不同情况， 历史渊源、 自然条件、经济发展及风俗、语言诸方面的差异，因而形成具有本地区特色的文化，诸如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州文化、以山东为中心的齐鲁文化、以四川为中心的蜀文化、以两湖为中心的荆楚文化、以福建为中心的吴越文化、以山西为中心的晋文化，等等。东北地处边疆， 民族混杂，且与内地距离遥远，亦形成了以辽宁为中心的、与内地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关东文化。这些文化的总汇，构成了绚丽多姿、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反过来说，各地区的文化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地区文化的竞相发展，各放异彩，恰恰呈现出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内涵的极其丰富性，尤以其历史悠久，更增加了她的无尽的魅力。 　首先，应当明确关东的地域概念，才能明了其文化区域的界定。简单地说，所谓关东，是指耸立于河北与辽宁交界的 “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以东的地方，即今辽宁，次及吉林，远至黑龙江。又以山海关为限定，则有关里、关外之别称。在中国历史上，其它地区也有类似的区域概念，如隋、唐等朝建都陕西，而称函谷关以东为关东，或曰山东，此意是指太行山以东，非专指今山东一省之地，对于京畿地区则称关中或关内。但这一区域概念只具有暂时存在的意义，当其它朝代离开此地建都，如宋建都开封，元、 明、清建都于北京，随着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的大转移，原有的区域概念随之而变迁，逐渐淡化， 以至消失。与此同时，人们对某些区域便赋于新的概念和名称。专指东北三省为关东即是其中之一。这一区域概念的形成，却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 更与长城及山海关的修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早在战国时期，地处北方的燕国，为防御“东胡”内侵，始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①这段长城，约自今张家口，东北行经内蒙古多伦、独石等境，东经河北围场县， 自赤峰、 进入今辽宁省境， 历建平、北票、阜新、彰武、法库、 开原， 跨越辽河，再折而东南， 经新宾、 宽甸， 向东直达鸭绿江畔②。燕长城达二千四百余里，几乎把现今辽宁全境囊括在长城之内，并置辽西、辽东两郡，大抵是以闾山为分界，将这地区分成二个部份。这是有史以来，首次在辽宁正式建制设郡。 自此，辽 (东)即成为今辽宁的代名词，也具有泛指东北之意。秦始皇集战国主要是燕、赵等国之大成，将各段长城连成万余里。如《史记·蒙恬传》说： “因地形， 用险制塞， 起临洮， 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其辽东段长城，基本沿袭燕长城的走向。秦始皇修长城的主观意图，就是防御北方匈奴的不断内侵。从科学的意义上来考察，长城的大规模的修筑，成一道万余里的人工屏障，却是反映了中国古代农业民族与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对立。换言之，乃是农业民族为维护其自身生产与生活正常进行和安全而修筑的一道藩篱。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万里长城“止于辽东”， 显然， 仍把今辽宁的大部划到了藩篱之内的保护区。秦在此保护区内，置右北平(辖区部份在今河北)、辽西、辽东三郡。 自燕至秦，辽东处长城以内， 自无内外之别。 　汉代以降， 经魏晋南北朝，迄至隋、唐、宋， 各朝不过在秦长城的基础上，或增补，或有新延长，其格局无根本性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 北齐天保三年 (555年), 自西河总秦戍 (大同西北) 筑长城， 东止于渤海(即今山海关之地)。①这是一段新起的线路，为其后明筑山海关奠定基础。也有的朝代基本没有修长城。如唐，因其大破突厥，版图所至，远出大漠，长城已属内地，自失其保护作用；北宋时，东北兴起的辽、金， 占据着辽东长城内的广大地区，而宋版图之北方只在原秦、汉长城以南，故无必要也无条件修长城。至金灭辽后，与历朝不同的是，更把长城延至遥远的黑龙江。金统治中国北方的半壁江山，其西北、北部、东北三面与蒙古为邻。金本为东北的女真人所建，也属游牧渔猎民族，但一经进入中原，不得不服从于汉族的农耕的生产方式。但当蒙古崛起后，不断侵扰乃至破坏内地农业生产。于是，金统治者又不得不采取措施，以防御蒙古。其措施也是筑长城，作为防御蒙古骑兵的有效手段。金修长城，一道是，约在今黑龙江省兴安岭西北，黑龙江沿岸，长达千余里。过去曾被称为“兀术长城”， 或“金源边堡”。一道是，西起静州(今陕西黄河河套)，东达混同江畔(今松花江)，历经今陕西、山西、河北、 内蒙古、辽宁、黑龙江等省境，长达三千多里。这道长城是在前道长城内侧， 因之又称为内长城、金濠堑、边堡等②。这两道长城正对着西北部的蒙古草原，是针对蒙古这支游牧民族内侵而设的。从长城的总体而言，它是对秦长城向东北的延长，其意义就在于，它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沿今内蒙古一线，向东北延伸，把今东北三省还包括今属内蒙的昭乌达盟、哲里木盟、呼伦贝尔盟等都囊括在这两道长城之内。因此， 自燕长城，经秦始皇连成万里，至金长城的延伸，都把后世所称的关东即今东北的大部都圈为其内属之地，自无内外之分。其后，建立元朝的蒙古，起自朔漠，版图横跨欧亚，长城则失去限隔与防御游牧民族的作用。 　这种状况，至明朝才发生重大变化。明朝统一全国后，遇到两个劲敌，一是蒙古，即元朝余部及其后裔，在被逐出大都(北京)，出长城北走后，仍然散居长城以北沿线，直至东北地区，同明朝保持着对峙，经年入边掠夺、骚扰。终明之世，双方一直处于战与和的交替进行的状态。一是女真人，散居东北各地，明初，尚属安定。但明出于华夷之限，仍保持高度警惕。至明中叶，女真人自金亡国而沉寂了二百余年后，重新崛起，发展到明末，公开以武装对抗，直到彻底决裂。明朝的这两个劲敌，都集中在辽东、西和邻近地区(部份蒙古活动在长城北或西北一带), 这里成了争夺的主战场。 明建国伊始，就十分重视辽东的防务，一则派驻重兵，把它置于“九边”重镇之首③；一则沿袭历代修筑长城，其修筑的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设施之备至，为历朝叹为观止！ 　对东北区域的界定， 最有影响的就是修建山海关城。前述北齐将长城修至渤海，在此基础上，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命魏国公徐达在此创建关城，设立山海卫，驻重兵守御④。其关城与万里长城连接，浑然一体， 背山临海， 虎踞龙盘， 所谓 “襟连沧海枕青山”，山海关之名，即源出此意。山海关的位置，恰好处于辽西走廊西端的咽喉之地。 从辽宁锦州直抵山海关下，长约400里，背靠医巫闾山，前临渤海湾，于山海之间仅一线之通。这一狭长地带，位辽河以西，故称为河西走廊。山海关像一把大锁，牢牢地锁住了从东北进入华北的陆上通道。 在军事与交通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它的确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雄关。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像努尔哈赤、皇太极那样雄才大略，武力那样强大，其生前都无法打破这座雄关，只能望关兴叹，驻足却步，无功而返！难怪古人称颂它：“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明朝视山海关如命运攸关，正如明人所说： 山海关“内供神京， 外悍夷虏， 最吃紧处。”⑤ 　山海关城的修建， 第一次把华北与东北截然分开，自此便成为两大区域的天然分界。迄今，辽宁与河北两省大体仍按关城及其连接的一段长城为分界， 河北省界，至山海关，至多不过外延数十里而已。“关东”之名，亦自山海关建成后，才逐渐叫开。开始，明人把山海关以东叫“关外”，关以西叫“关内”，或称“畿东”、 “京东”，都是指今辽宁乃至整个东北地区。这些叫法，在明清官书如《明实录》、《明史》等书中已成为通行的习惯称呼。有时也称为“关之东”，也表示了“关东”之意。当时，还习惯称“辽东”，此为历史沿革下来的传统名称，又独称之为“辽左”，盖指辽地居京师之左侧，视同人之左臂，不可或缺，足见辽地在明统治集团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如前述，元朝时，东北与内地本无关隘之限，则称东北为“天东”⑥。入清后，清代不修长城，但它保留山海关，一则稽查商旅，一则更主要的是严禁内地人进入东北，以保护其“龙兴之地”免遭破坏。 山海关成了内外之分的严格界限。大约自此时起，“关东”始成通行称呼，不只民间如是称，就是在官方文件、史书或时人笔记及其它著述中，都使用“关东”的名称。如，《清实录》乾隆三十九年(1774)，载江苏太仓县一艘商船前往“关东载豆”。四十九年、五十年，多处记关东事， 皆以关东名之。《清史列传·李金镛传》中，把身任吉林省长春厅通判的李金镛誉为“关东循吏”。官至黑龙江省都督的宋小濂， 在其《北徼纪游》中，亦使用“关东”的名称。是时，已至清末，还称东北为“东省””、“东三省”，如同今天泛称东北。 　事实表明，“关东”这个区域概念发端于明初建山海关之后，而盛行于有清一代。标志着“关东”作为区域概念不仅正式形成，而且已通行于官方，已在正式文件中予以使用。 自清末以来，至民国时期， 随着山东、河南、山西、河北等省的大批移民进入东北，其“关东”之称被更广泛地注入民间交往之中。 　显然，“关东”的区域概念，并非人为的硬性规定，却是经历了千百年的演变而后形成的。它不过是人们对历史的与现实的认同。事实上，关东所包括的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无论在各个方面，都是大类相似，或基本相近。它们都同处边疆，各民族杂处，南自辽东，北至黑龙江沿岸，都是汉族及游牧渔猎民族活动的广阔舞台，其中，仅辽东地区为汉民族的主要居住地，又是历代统治东北的政治中心，故以重兵、墩台边墙防范，使之免遭掠夺。尽管如此，仍无法完全制止其进入辽东。经济上， 南北差异明显， 但农耕、游牧、渔猎并举， 与内地的单一农耕不同。特别是有蒙古、女真、满、契丹、鲜卑等少数民族先后在东北建立政权， 发挥过强大的影响，故其生活习俗，互为渗透，文化亦相互靠拢。因此各民族在长期共处中彼此更为接近，形成共同创造关东历史的局面。尽管内部各民族、南北经济发展存在差别，但在长期的共同发展中，在各方面具有一致性和共同的利益。这使东北这一辽阔的地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整体，构成一特殊的政治与经济的区域。不言而喻，关东作为一个有特色的区域，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解放后，我们沿袭已成的历史格局，曾把东北划为一大行政区，不过是对历史发展的认定。在这个区域内，形成本地区的特色文化， 乃是必然之事。 二 　当人们追溯华夏民族先祖的开创史，论源头必称黄河(有的更具体说到河北涿鹿)，追先祖必宗炎黄。诚然，黄河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伟大摇篮，她以博大的胸怀，吸收了无尽的文化营养，积淀成以她为主流的华夏民族文化。炎、黄帝和他们领导的先民们及其子孙，就是在这块黄土地上开天辟地， 写下了中国漫长的历史的第一页。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 我们也应看到，在中国这一辽阔广大的土地上，当炎、黄和他们的子孙正在开创古代文明的时候，在离他们遥远的地方，也已或正在出现文明的新曙光。考古发掘证明，北自黑龙江沿岸， 至辽河流域，南至长江、珠江诸江河流域，都有我们的先民在生存，在开创。它们同样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之一。可见，华夏民族的历史是多元的，故其文化呈现五彩缤纷，各开一朵的盛况，而最终融汇到黄河这一主流，成奔涌澎湃之势，奏出人类文明的最辉煌的乐章。 其中， 关东文化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一提起关东，人们或以为，那里空旷、蛮荒，是文化的沙漠，等等。其实不然。它的文化同它的历史一样悠久，源远流长。文献无征， 只有考古来证明，地下出土文物代表的年代，应是一地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久远的无可争辩的标志。本世纪七、八十年代，关东地区古人类化石的大量发现，向我们揭示了该地区远古文化的灿烂的景象。从最北的黑龙江右岸塔河境内的呼玛十八站旧石器晚期遗址，到最南的辽东半岛南端的复县古龙山洞穴文化遗存，东到乌苏里江左岸的饶河小南旧石器遗存，在辽阔的关东大地上到处都留下关东先民活动的足迹。诸如金牛山人化石 (今辽宁省营口县永安乡西田村)、庙后山人 (辽宁本溪县境)、安图人 (吉林省安图县明月镇)、榆树人(吉林榆树县周家油坊)、建平人 (辽宁建平县南地乡)、 前阳人 (辽宁丹东市东沟县)、哈尔滨人 (该市西南郊阎家岗)等化石，以及辽宁海城仙人洞、 辽宁大凌河畔鸽子洞等旧石器文化诸遗址，达30余处。经考古测定，距今最远者如金牛山化石为28万年； 距今最近者如前阳人有1、 2万年。这些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基本代表了人类的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三大发展阶段。与最晚的进行比较，也处于山顶洞人文化的阶段①。考古科学的证明，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关东远古文化与中原地区同时并存。譬如赛场上竞赛前，都处在同一个起点上，其后才因具体条件不同而有快有慢，或迟或速之分。考古又证明，关东远古文化的发展并非缓慢，而是走到了中原的前列。 1983年，考古学家在辽宁建平与凌源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村的考古新发现震惊了世界： 在这里发掘出的大型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展示了原始社会末期的时代风貌。已出土的陶质妇女裸体小塑像、与真人大小相当的女神彩塑头像、龙形玉饰、堪称“彩陶王”的胎厚1.3厘米的彩陶大器残片及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石棺等世所罕见的遗址文物。这一文化称为“红山文化”。经测定，距今5000年。据考古学家推断：“五千年前，这里存在着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这一发现，“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夏以前将不是只有传说。”又认为，“我国的文明史将与古代的巴比伦、埃及、印度一样久远。”②红山文化的重大价值正在于此。把它称之为“中国文明的曙光”是恰如其份的。长期以来，关东一直被认为不存在古人类， 或断定长城以北没有旧石器遗址， 当然也就不存在远古文化。似乎说，关东乃不毛之地，或荒凉至极，根本就没有先人。因此关东之人类只能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移来，其文化或自北来，或自南来，总之它没有自己的文化。关东考古的一系列发现，完全证明上述种种说法都是缺乏科学根据的。事实正好相反， 关东文化的“源头”在辽河流域，具体言之，在今地图上难见其名的牛河梁！它与中原文化的关系，既是并存的，又是基本同步发展的。它的社会发展所达到的文明程度， 是它领先于中原古代文明的突出标志。 　关东文化的源远流长，这里说清它的源头也就足够了。即使征之史籍，也与中原地区同载，其久远可追到舜的时代。据《史记·五帝本纪》载，舜时北方朝贡的有“山戎、北发、息慎”。息慎即肃慎，居于白山黑水之间， 是满族的古老的祖先。至周， 称： “肃慎、燕、亳，吾北土地。”③又据《国语·鲁语》， 肃慎以楛矢石砮向中原朝贡，孔子也曾见到这种贡物。中国最早的史书已有明载，又说肃慎人向舜朝贡。这多少含有传说的性质，但同样说明关东文化之悠久，当无疑问。春秋战国以后，历秦、汉、魏、晋、北朝、隋、唐、辽、金，直至元、明、清诸朝，在关东的土地上，都曾出现过文化繁荣的时期，如魏晋至隋时的高句丽、唐时的渤海国、宋时的女真人、契丹人、蒙古人，先后在关东建立过独立政权，有的以此为基地，挥军南下， 或建半壁江山， 或一统天下，文治武功，极一时之盛，特别是渤海国领有关东200余年，文化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对日文化交流，独树一帜，显示了关东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号称“海东盛国”。明代以后，关东文化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明以辽东地位的重要，苦心经营，建制周密，并适应军事斗争的需要，不间断地筑城，形成三十里一城、十里一堡、五里一台的势若连珠的密集形防线①。大小城镇纷纷应运而生，经济与文化也随之发展起来，最突出的是在教育方面。终明之世，辽东全境25卫，相继设儒学、社学，颇类现今中小学学校。在一些中心城市，设置更高层次的书院，如辽阳为关东的政治中心，先后设正学书院、武书院，另设社学六所；在广宁 (辽宁北镇)，设河西书院，后又建成仰高书院；在锦州，设辽右书院，在抚顺建有蒲阳书院，在铁岭建挹清书院，等等②。在这些学校，设礼、射、书、数四科，传播了文化，培养了大批人才。如，成化年间，辽东中进士者有18人，而中举人者达33人。③明代关东文化教育的空前发展，是这一地区文化繁荣的主要标志。 　清入关后，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为保护其“龙兴之地”，对关东实行严格的封禁政策，严禁关内民人进入关东，遂使这一广大的地区变得荒凉，几成空旷无人之域！但在这荒漠的土地上，却出现了文化的奇异现象：我们姑且称之为“流人诗潮”。清初，有大批“免死减等”的罪犯被流放到关东各地，主要是沈阳、尚阳堡(今辽宁开原东)、宁古塔(黑龙江宁安)、船厂(吉林市)、 卜魁 (黑龙江齐齐哈尔)、 瑗珲 (黑龙江瑷珲县)、 三姓(黑龙江依兰)等地。据统计，被流放的人数达十几万人。流人中有一批是有很高文学素养的文人。他们大多来自水乡的江南， 因文字狱及其它种种罪名流放到关东三省，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不废吟咏；甚至结社，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如，在沈阳有函可和尚组织的“冰天诗社”；在宁古塔则有“七子之会”等，他们相互唱和，留下了数以千百计的诗篇④。诗风一改江南平和乃至艳丽之气，而为悲怆，壮怀激烈，所谓“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司马迁语)，正是此种传统风格的继承，体现了北方刚烈的民风。流人文学家的创作及其活动，犹如冰天雪飘中傲然而开的梅花，为荒凉的关东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 形成一代不同凡响的塞外文学之潮。 　清初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恢复后，政权稳定，经济发展， 社会繁荣，始成“康乾盛世”的新局面。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 关东虽为封禁之地，但山东、河南、河北、山西等省“流民”设法冲破禁令，大量涌入关东，且有增无减，“日积日多”。据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清实录》所记，乾隆十八年(1753)，奉天府(沈阳)丁口数为221742人，三十二年增至713485人，嘉庆十七年(1812)再增至942003人，至道光二十年(1840)，已增至221.3万人。不到百年，人口已增长10倍。 平均不到10年即增1倍。 至于吉林、 黑龙江情况可想而知。随着人口的猛增，土地大量被开发，一改昔日人口稀少、荒凉的旧貌，文化亦呈现新的发展局面，尤其是“学校蔚兴， 彬彬称盛矣。”⑤诸如儒学、 书院、义学、八旗官学、宗室觉罗学校、八旗义学等，在在皆有。其教育之盛，又远胜明代。学校教育的发展，实为文化兴盛的一大标志。故其时人才纷出，可与中原鼎足。《奉天通志》所载的政界、文化界名人，多去关内，远至江南为官， 于文化颇多建树。 满汉俊才并出， 如号称“辽东三老”的陈景元、戴亨、长海， 皆称雄当时文坛。满族首推纳兰性德，汉族当推辽阳人王尔烈，盛名扬于关内外。康熙年间，有广东人“咏时事诗”，内有绝唱之句： “南国佳人多塞北， 中原名士半辽阳”⑥。关东文化之盛，尽在此言中！亦见它在全国文化发展中所处的显著地位。 　自鸦片战争后，近百年间，关东文化之兴衰起落，同关内已趋于一致，略无差异。值得提出的是，清末民初，关东文化出现了一股新的文化热。 特别是清朝逊国后，废除封建专制，更把这一股文化热推向了高潮。集中表现在，整理国故，修史，编方志，边疆地理研究，教育、出版、文艺团体等等，从南至北，如雨后春笋，在关东大地上纷纷兴起。从本辞典所收教育方面的内容，使人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热潮的浓烈气息。以奉天(沈阳)为例，此时期所办的教育机构比比皆是。诸如初高中学堂(学校)、初高级实业(职业)、师范、农林法政公私专科、军校，乃至聋哑人等各类学校，达20多所。小学未计在内，远远不止此数。大学则有医科、政法等，为前所未有。1926年由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创办的东北大学，以重金延揽名流，多方吸引关内一大批人才前来任教。其学术与名望可与关内名牌大学并驾齐驱。 其它如剧团、合唱团、说书馆、评词研究会、报纸等都在这一热潮中涌现出来。其热潮持续到“9.18”事变而中止。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三省，遂使关东文化沦为殖民地文化。在日本投降后，主要是建国后，关东文化开始走上蓬勃发展的道路， 出现空前的大繁荣。 三 　关东文化之悠久，源远流长，可追到与炎黄同时，又与历代相终始， 已无可争议；在其发展过程中，屡次出现或形成文化的繁荣期，同样也不容否认。我们从以上对关东文化的简述中，清楚地看到它的鲜明的特色或特点。 　关东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地区，现今的满族、 达斡尔、锡伯、鄂伦春、鄂温克、赫哲、蒙古等民族，都是这块肥土沃野生长起来的古老民族。而历史上曾生存过的民族、部族比现今所存民族更为繁多。每个民族自有其文化，而多民族的文化的合聚，是关东文化的主要特色之一。如果说中原文化主流是汉民族，而其他民族是支流，并皆融汇入主流；那么，关东文化则是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共同融汇而成。前叙“渤海文化”，是靺鞨人为主体创造的。从现今渤海国遗诗及其与日本往来频繁酬答诗文所见，可知当时诗作之多。亦达到可与唐诗并行的艺术水平。其代表人物如杨泰师、王孝廉、释仁贞、释贞素、裴頲等，都是当时名著诗坛的渤海国诗人。其“渤海乐”、绘画、建筑等，无不具备，生动地反映了该民族文化所达到的水平①。其后的辽文化乃契丹人所创造，金文化乃女真人所创造。他们都有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则成一代之规，各有其优秀人物，领一代风骚。如辽代的宝昉、刑抱朴、萧韩家奴、耶律庶成、耶律谷欲、耶律孟简、耶律俨等， 皆是当代的史学家，有关辽代史事及典章之作，都是他们完成的②。金崛起于黑龙江，而领北方半璧江山，有国120余年，其文化较之辽更有发展。文学艺术、史学等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并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人物。如金世宗多方改革，使金达到中兴而盛，文化亦见繁荣。被史家誉为“小尧舜”③；女真诗人完颜冠诗坛之首；元好问兼通文史，其诗作与史学成就，堪称一代宗师，所著《中州集》，集渤海人、契丹人、女真人、兀若人及汉人的文学艺术之精华，为不朽的传世之作。清代满族，从其崛起，至进关前，逐步创立并形成本民族的文化，而进关后更把其文化推向高度发展的顶峰。其他仍留在黑龙江沿岸的少数民族如达斡尔、鄂温克、赫哲等，其文化虽处在低级发展阶段，也都各有自己的独立文化。本辞典所收民族条目， 有民族渊流、 区划、 建制、 风俗习惯、典籍、 文化名人等，计二千多条，基本反映了关东各民族的文化概貌。综观关东文化，民族的特色是十分鲜明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 关东文化是各民族荟萃的文化。 　其二，关东文化与内地互为影响，但在某个时期，它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既强大又具有深刻性。且不说史前期，即从有史之始，就已经产生并向外扩散自己的文化。如前述，肃慎向周王朝贡楛砮，可以看作是两者文化交往的象征，影响亦随之发生。这就是关东在吸取中原文化的营养，而中原也在吸取关东文化做为自己的补充。在长期交往中，特别是自秦汉以后，汉人不断进入关东，已成历史的潮流，因而给予关东文化的持久地深刻影响。 这种影响对关东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尤其显著。主要是通过和平交往的途径，其次也通过战争把影响强制灌输给对方；再次是通过政权的力量，强行推行本民族的文化政策， 从而把一方的影响施加给另一方。最明显的事实是，自大兴安岭嘎仙洞走向中原的鲜卑族拓跋氏、起于黑龙江金源的女真、勃兴于辽河流域的契丹、游牧于大兴安岭南北的蒙古、发迹于辽宁东部山区的明末女真(满)等民族，先后在关东，进而在长城内外，直至在全国建立本民族的政权。他们一方面吸收汉文化，一方面保持本民族的固有文化，并将其强行灌输给汉民族。例如，清(后金)代行剃发易服的民族政策，把本民族文化习俗强令汉族接受。清在下江南后，甚至提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极端政策，将此风俗彻底贯彻下去，一改千百年来汉族的习俗，服从满族的要求，最终也成了汉族的习惯。满族的八旗制度，是有清一代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制度， 也为历朝所不曾有过；清以前，还有金代的猛安谋克制、元代的探马赤军制以及它们的官制、名称，都是本民族文化内容的体现，都成为一代之规和风范。其影响之深远，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感受到它的某些影响的存在，在日常生活中一再表现出来。同样，一个民族文化的优秀内容被某一民族接受时，又非政权力量所能禁绝的。契丹族的鞍辔、器械装饰艺术高超，时称“契丹鞍、夏国剑……皆为天下第一”，深受汉族喜爱，纷纷仿效④。后汉政权下令“逐处禁断”，却无法行得通⑤。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论著一直强调中原文化即汉族文化对关东文化的影响，或有的虽承认互相影响，而实际仍强调前者，好象说关东——少数民族根本就没有文化，完全是中原文化——汉族给予影响的结果。 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 　其三，关东文化的另个特点是，吸收能力强，就是说，它从不排斥其它地区或民族文化，相反，却尽力加以吸收，为我所用，故能使他们不断得到充实，增加同外界的抗衡与竞争能力。这与关东土地辽阔、交通发达，与外界联系密切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换言之，关东地区无门庭之限，向四处开放；加之各少数民族或起自游牧，逐水草而居； 或渔猎、耕牧兼有，逐利而行，较少安土重迁的观念，勇于开拓进取，故能兼容广收。北魏、辽、金、元、清原都是游牧、渔猎的民族，除了优于骑射，文化落后，制度未备，很难战胜强大的中原王朝。但是他们在争夺中，不断吸收中原文化，采用汉制，迅速强大起来，北魏的创建者鲜卑人，原居遥远的黑龙江，却一步步走向中原；尤其是经魏孝文帝的改革，才在黄河以北站稳了脚跟。明末女真人僻居辽宁东部山区，谁能设想， 他能取明而代之！然而， 自努尔哈赤始，特别是到皇太极即位后，大力改革，吸收并消化有利于本民族发展的汉文化， 因而为其子孙进关夺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一代强大的统治民族。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自商周以来，始终不断有内地人移居，越到后来，规模不断扩大，至明清已成大潮流，除了自行移居，还有官方大批发遣所谓罪犯，如明宣德元年(1426)一次发遣辽东充军达5.9万人。其人员来自江南各省，远至两广、贵州。又行移民实边的政策，迁内地之民居辽东，也是加快辽东发展的一个原因。他们带来的文化丰富了关东文化内容。五方汇集而来， 自无排他文化的保守性。吸收其它地区或民族的文化，表明关东善于学习，并形成对外开放的传统，这是使它在千百年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生机，充满活力，在中国历史上发挥重大作用的源泉。 　其四，关东文化作为一个区域文化，内部发展是不平衡的，具体表现为南北差异甚大。它的文化主体始终在今辽宁以辽阳为中心的地区，即史称的辽东地区。这里一直是汉族居住区，又是历代统治的中心，自燕国设辽东郡于襄平(辽阳)，历代至明代基本皆设治于辽阳，即使如唐在黑龙江设黑水都督府，元分设行省、明则设奴儿干都司，辽阳仍不失其重要，成为其统治东北的政治、 经济、 文化中心， 清称东京。迄至清 (后金)进入辽东，迁都沈阳后，才最终失去其中心地位， 由沈阳取而代之。远居黑龙江流域、或僻居其它边远之地的一些少数民族，在奔驰南下时，辽河流域包括辽阳地区，是其必取之地，多在这里汲取营养，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北部自吉林至黑龙江、松花江下游及乌苏里江以东，其文化层次较之南部辽东为落后，自不待详述。南北差异之大，不啻天壤之别，确是造成其对立甚至冲突的原因之一。但总的看，还是能共容共处，且始终呈现相互融汇的趋势。这是由于他们同处于大致相近或相同的自然环境，又有着共同的习俗决定的。关东早寒，土旷人稀， “边鄙瓯脱之俗， 华夷杂糅之民，迫近胡俗”①, 他们互为影响，渐趋一致。例如，无论汉人，其它少数民族皆居火炕，皆有饮茶等习性，且衣着也近似或相同。以其自然环境制约所致。明代，特在开原、辽阳城内设自在、 安乐两州， 专处女真人、 高丽人、 蒙古人②, 在另一大镇广宁(今辽宁北镇)设“安夷馆”，专待少数民族过往和居留。后设东宁卫，编籍女真人、高丽人为守。这就是说，在汉人居住区仍有大量少数民族与之混居。不仅如此，汉族与少数民族已形成互为依赖的关系。蒙古、女真等族多居僻远地区，其生活品，布、绢、米、茶、铁器、耕牛、盐等，多依赖汉族地区供给；而少数民族地区的马匹、皮毛、木材及其它土特产如人参、木耳，都为汉族所必需。因此，明廷先后开设开原、广宁、抚顺、清河、 叆阳、 宽奠 (今改 “甸”) 多处马市， 又在义州(辽宁义县)、辽阳、长安堡等设木市。这种市场贸易分官市与民市，公私互贸同时进行，各得所宜。如，诗云：“华得夷货更生殖，夷得华货即欢忭。”③这种经济上互为依存的关系，必发展成为文化的交流，习俗的相互吸收。所以，尽管南北文化差异大，却不排斥对方，能够达到互为融汇的效果。所说矛盾或冲突，多半因官府对少数民族的过度需索、压榨；部分原因，或由民族间民事纠纷而引起的。但这是暂时的短暂现象，并不构成主流。 　其五，关东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呈现出某种间歇或停滞状态，就是说，它的发展是不连贯的，或称之为某一时期的文化断层。这是与其它区域文化发展不同的一个特点。例如，渤海国灭亡后，其文化趋于消失；金亡、辽亡、 明亡，都出现关东文化一度的间断。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十分明显的。首先，连绵的战争是其主因。关东特别是辽东地区，历来是“英雄百战之地，所谓虎步龙骧，高下在心。”明清之际一朝鲜学者对此评论说：“天下安危常系辽野。辽野安，则海内风尘不动；辽野一扰，则天下金鼓互鸣。何也？诚以平原旷野一望千里，守之则难为力，弃之则胡虏长驱，虽无门庭之限，此所以为中国必争之地，而虽殚天下之力守之，然后天下可安也。”④这段话是对辽东历代用兵的总结，雄辩地论证了辽东的战略地位和军事价值， 尤其强调辽东的得失，对一代政权的兴亡关系之重。事实确实如此。大约自战国时期燕国在关东与东胡的争夺，即揭开了历代用兵与战争的帷幕，可以说，二十六史中充满了辽东乃至关东连绵战争的记录。其战争之频繁，历代持续之久，规模之大，和战变化之剧烈，都是任何地区所不能比拟的。因为这里一向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极不稳定的地区，各民族间争夺不已，战乱频仍，经常遭到残破。 历代对北方及东北的少数民族多有议论， 如汉代，称：“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宿，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 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⑤北魏人称：“狄居野泽，随逐水草，战则以家产并至，奔则与畜牧俱逃，不赉资粮而饮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略而已。”⑥明人称： “胡人”以游牧为生，骑射为业，侵暴边境，出没无常。类似的评论，俯拾皆是。这些游牧、渔猎民族多起于北方或东北，初起，多处于奴隶制阶段，极富掠夺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⑦事实已经表明，这种掠夺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如，辽灭渤海国，毁灭了它的盛极一时的文化，史载的名城大邑、文物、辉煌的建筑， 至今留迹寥寥，许多已难以寻找；元灭金，大肆屠戮，女真人部分溶进汉族之中，一部被赶尽杀绝，幸存的则被赶回到遥远的黑龙江故乡， 一蹶不振； 金代120余年的文化积累，多毁于战争而不复存在， 中止其发展，而百余年后，女真文字也彻底消失了。明清(后金)战争至清进关前，在关外即整个关东进行了28年之久。后金进兵辽东时，大肆屠城。天命四年(1619)，攻克开原，城内十余万男女被杀，幸存者仅千余人，城被毁， 房屋尽数焚烧⑧。 明代北部的雄镇， 就这样被毁掉了。距开原仅百余里的铁岭是明辽东最为繁华的城市之一，辽东名将李成梁祖居此地。据载：城周附郭十余里，分内外城，城内皆官弁第宅，兵民则处外城。居民房舍，编户鳞次，树色障天，不见城郭。城内蓄养来自关内和本地的妓女达二千余人，她们以香囊数十缀以袜带，两端贯以珠宝，一带之费至三四十金，数步之外即香气袭人，穷奢极丽，每至傍晚夹道皆弦管声，悠扬于夜空中回荡。不禁令时人感叹：其“繁华反胜内地”。李成梁一族， 家业雄厚， 第宅之盛，器用之奢， 无与匹敌。铁岭城东门处建有别墅，称“万花楼”，其“台榭之胜，甲于一时”。⑨努尔哈赤攻下铁岭，血腥杀戮，一城士兵、百姓皆被屠。至清初，有人还看到：“掘土数寸，即有刀镞、甲胄、骷髅诸物，处处皆然。”⑩后金向辽西进军时， 已定居数百年的“土著”都弃家逃亡， 自塔山 (辽宁锦西县塔山) 至闾阳 (辽宁北镇闾阳) 二百余里， “烟火断绝”①。夺辽西大镇广宁城，掠取全城财物后，放火焚城，“尽成灰烬”②。皇太极时， 攻占永平， 栾州等城， 明军民皆被屠杀；攻占大凌河城 (辽宁锦县)后， 明军民非死即降，城全部被拆毁，顿时变成一座废墟！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同样，中原王朝对关东少数民族的征伐，也以毁灭之。隋屡次伐高句丽，至唐太宗时继续用兵，将其消灭，其文化也不复存在。连绵的战争，毁坏了城镇，人口急剧减少，聚集起来的物资与文化随之被毁。战后，历经艰难，再予重建，则又毁于下次战争。这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于历代各时期之间，其各代发展难以为继，不能不呈现某种间歇状态。 　其次，关东各民族政治势力相长，当其取胜时，都在努力发展本民族的文化，而不能完全承继其他民族已有的文化。于是又“从头来”，即从一个新起点来发展自己。中原基本是汉族一脉相承，故能不断承继而加以发展。即使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也不得不以儒家思想为指归，以巩固其统治。满族与其先世金代女真之间的文化关系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金代女真在遭到蒙古的毁灭性的打击后， 已完全衰落，几近消亡。当明末女真崛起时，不得不“从头来”，从其先世无所承继，连文字也借助蒙文， 后创制的满文与金代女真文毫无共同之处。所以，新兴的满族先从蒙古、后取汉文化营养才使她迅速强大起来。历史证明，文化的发展，是几代人，数十年，乃至千百年的不断积累的过程。但关东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 造成了关东文化不能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文化典籍、艺术、建筑、人物及其他物资文化，在战争或人为的破坏中不断遭到毁弃，致使其文化积累不能正常地进行。这就是关东文化的特殊性。如果不去分析其特殊性而否认关东文化的存在， 就大错特错了。 　以上所举，不过举其要者，从中大致可以窥见关东文化的基本风貌。 四 　总结上述各点， 可做如下概括： 　关东地区的历史文化悠久，从来就与中原文化同步发展，互为渗透和影响。她是中国文明发源地之一。 自古以来，这里也是多民族的聚居地。诸如汉、肃慎、勿吉、 挹娄、靺鞨、 契丹、鲜卑、 女真、 蒙古、 高丽、 锡伯、满族等众多民族在关东大地繁衍、生息，世代相承，共同创造了关东文化。至明清之际，又逐步形成赫哲、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奠定了现代关东各民族共存的基础。关东的沃土诞育了一代代英才，既有开创一代王朝的创业之君，也有治国之能臣，勇于征战之悍将；同时，强悍民族接踵崛起，先后入主中原，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舞台上留下了巨大的足迹，给人类历史以重大影响。与此相适应，关东地区形成并积累了丰厚的文化，历代文化名人辈出，典籍浩繁，难以历数。关东的历史威武雄壮， 关东文化蕴藏深邃， 内涵丰富。 　建国以来，主要是近十年中，东北三省史学界致力于地方史研究，空前活跃，蔚然壮观； 队伍宏大，成果累累，在各个领域皆已取得重大进展。但不无遗憾的是，我们对本地区的文化史研究十分薄弱， 就一定意义上说，尚属空白。这指的是，宏观上缺乏总体认识和估价，微观上也甚少具体问题的研究。故其成果寥寥，业绩不显。有鉴于此，约诸同好，共同编纂一部本地区文化方面的辞书，试图对关东数千年文化积累做一次清理和总结，或许对关东文化研究有所裨益。我们的意图还不止于此。还想通过此次大型实践，就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地域文化史科学体系进行探索，并期望有利于促进中国民族文化的研究、文化史的编纂及国内外民族文化的交流， 藉以达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目的。 　本辞书定名《关东文化大辞典》，一方面表示关东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采；一方面意在反映出地方特色，自成系统。 取 “关东”之名， 即本原于此。 　文化作为一个范畴，有广义与狭义文化之分。前者是把社会生活与经济活动的一切方面， 都视为文化现象；后者是指一切精神的、观念意识的文化形态，亦即纯文化。 又有雅文化与俗文化之别。如“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 同属文化，不过层次不同罢了。我们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把狭义的纯文化作为本书所收录的对象，而对雅俗文化则兼收包容。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广义的文化，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问题，并无疑议，但作为科学分类则不足取，因为它混淆了各学科各领域的界定，显然是不恰当的。 因此，本书的收录内容， 只能限定在纯文化的范围之内。时间断限，起自原始文化，具体而言，以营口金牛山遗址距今28万年为上限，迄至当代，则截止于书稿辍笔之日。这体现了文化发展的纵的序列；从横的方面说，凡属关东文化的各个领域的方方面面皆予覆盖，力争汇关东文化之大全于一典，使之贯通古今，包罗文化之万象。如，按大类分，则有人文地理、文化史迹、文化史事、民族与宗教、社会行业、风俗习惯、体育文化、教育科研、文学艺术、文化名人、各类典籍、文化传播、语言文字等10余种类别。每类中又分若干个子目，约计110余种。以文学艺术为例，包括小说、戏剧、散文、诗歌、音乐、舞蹈、曲艺、绘画、书法、 雕刻、 篆刻、 影视、 神话、 传说、 故事、 歌谣、 楹联、 灯谜、 剪纸、 工艺、 团体、 杂技、 魔术、 摄影、 作品、名人等近30个子目。再如风俗习惯，包括节日、婚姻、 产育、 寿诞、丧葬、 饮食、 服饰、 居住、礼节、 俗信、禁忌、亲族、游艺、典籍、名人等近20个子目。其他各类，也都各有其子目，兹不一一列举，做到详备为善。尤其是一般不为人们所注意，或其他辞书所未选过的词目，都尽量选入。 因此，本辞典相当多的词目，都是第一次加以确定。汇集如此之多的内容，基本反映出关东文化千万年的文化演变和风貌，实为关东文化的百科全书。 内容详备，含盖面广， 时空跨度大， 当为本辞典的一大特点。 　还须说明的是，人文地理类所包含的行政区划、聚落、 名城(镇)、道路、交通、驿站、特产、名胜等，表面看，似乎不属文化内容，但从文化的视野，应把它们看成是人类从事文化活动的场所、流通的渠道。例如特产类的人参、名胜中的名山大川等，已在人们长期的生活中变成观念化的文化形态，象饮食文化、茶文化、酒文化等都是从具体的物质生活中抽引并予以理论概括出来的文化观念。此外，还有关东史事部份，指的是关东古今重大的历史事件，大多并不直接反映文化，但这些内容都是某个时代或某个时期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对于文化的兴衰不能不发生相当的作用。通过这些背景材料，有助于认识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也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坚持另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在理论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坚持取其精华，扬弃糟粕，弘扬关东的优秀文化。采取写实与科学分析相结合，不加褒贬，寓结论与观点于写实之中。我们还尽量吸收前人特别是近年来国内外研究成果，力求本书内容具有科学性， 相对稳定性。 　《关东文化大辞典》原由辽宁教育出版社提出，并发起和聘请辽、吉、黑三省的一大批东北史和其它专业的专家、学者，共同添补关东文化的这一空白。1990年10月初，先在长春召开部份专家的研讨会，确定编纂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订立编纂大纲。此为总体设计阶段。然后，分工选立词目。同年底， 由主编、副主编及部份执行编委在沈阳审定全书词目。参加这项工作的有：李治亭、 王佩环、孙玉良、 孙长庆、何迺欣、 谭英杰， 以及辽宁教育出版社编辑沈放、王丽君、谭坚、辽大出版社编辑刘雪峰等，还有夏映月、曹保明、李宇峰等参加了部份工作。 　自今年2月后，陆续开始转入撰写释文。至6、7月间，撰稿人将稿交有关执行编委，做初步修改。至8月初，始将全部书稿集中于主编，并于同月12日，同副主编，还特约部份执行编委，在辽宁教育出版社责任编辑的直接参与下，集于吉林市松花湖畔，开始了对全书的最后审定工作。参加这段工作的先后有12人。他们是：李治亭、干志耿、王佩环、孙玉良、王绵厚、李殿福、殷德明、 张克、李理、 沈放、 王丽君、谭坚。此间，还有鞠殿义、杨玉舒、林乾等参与了部份工作。其中，张克、李理及杨玉舒等为编定目录和词目笔划与拼音索引及凡例等项，宣力尤多，贡献颇著。在松花湖结束全书的审稿工作后，返回到长春一段时间，继续对全书再加工，进一步科学地审订笔划目录与拼音索引，此项，仍由张克、李理负责，另有赵鸣岐、杨玉舒、栾凡、蒋秀松、刘信君、林乾等参与其中部份工作。最后， 由李治亭、孙玉良全面审订，遂成定稿，始克全功。在付印之前，李治亭、 王佩环、张克、李理、李宇峰、 王绵厚会同责任编辑沈放、谭坚等同志集于沈阳，对本书清样作最后通读， 将各种疑难问题逐一处理， 遂使全书臻于完善。 　编纂《关东文化大辞典》，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建设工程。构筑如此宏篇巨典，实非一人之力，亦非少数人所能承担！惟赖三省230多名专家、学者共赴艰难，同心协力，故在短暂的时间按预定计划，如期完成。尤为感人的是，在最后审稿的二十多天里，参加修改书稿的同志，冒酷暑，顶星辰，昼夜兼作；至临结束前的几天，竟通宵达旦， 困倦与之俱来，仍不减精神；有的卧病，犹锲而不舍。 种种辛劳， 又岂能以一言而尽之！ 　《关东文化大辞典》，是在辽宁教育出版社投资巨大与全力支持下，集体通力合作的结晶，是关东学术界同仁们高尚思想的共同成果。因此，在此书完成之际，仅向辽宁教育出版社表达由衷地感激；向所有参加编纂工作的各专家、 学者及青年专业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毋庸讳言，限于时间仓促，限于学识，书中难免存在不足甚或错误。 期待读者批评指正。 　① 《史记》， “匈奴列传”卷。 　② 李文信： 《中国北部长城沿革考》， 载《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 　① 《北史》“齐本纪中第七”， 卷7。 　② 参见罗哲文：《长城》，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米文平、冯永谦：《岭北长城考》，载《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1期。 　③ 九边，指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绥、 宁夏、固原、甘肃，总称“九边”。沿长城一线，专为防御蒙古而设的九大防区，辽东号称“九边之首”，显见其战略地位的极端重要。 　④ 《明太祖实录》卷150。 　⑤ 《明熹宗实录》卷31。 　⑥ 见今辽宁义县奉国寺内存元大德七年(1303年)所立石碑碑文。 　① 参见傅仁义： 《东北地区古人类化石的发现及研究》，载 《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1期。 　② 见 《光明日报》1986年7月25日。 　③ 《左传》 昭公9年。 　① 王一元： 《辽左见闻录》 (手抄本)。 　② 李辅： 《全辽志》卷1。 　③ 参见朱诚如、 邸富生：《辽宁古代史》，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④ 参见张玉兴选注：《清代东北流人诗选》及戴逸“序”。辽沈书社1988年版。 　⑤ 《奉天通志》“教育志”， 卷150。 参见朱诚如：《辽宁古代史》。 　⑥ 刘献庭： 《广阳杂记》 卷1。 　① 金毓黻： 《渤海国志长编》 (下)。 　② 见《辽史》萧韩家奴等人传， 卷89、 103、 104。参见《辽金史论集》 (第三辑),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年版。 　③ 《金史·世宗本纪》。 　④ 《辽史拾遗》 卷22。 　⑤ 《唐文拾遗》卷10。 　① 《全辽志》 序。 　② (明万历) 《明会典》卷129, 兵部12。 　③ 《全辽志》卷6。 　④ 金景善： 《燕辕直指》卷1, “辽东大野记”。 　⑤ 《汉书》 “晁错传”。 　⑥ 《魏书》“高闾传”。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0页，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⑧ (日本) 《明实录抄》， 第5篇， 页45—47。 　⑨ 以上见王一元： 《辽左见闻录》。 　⑩ 见 《辽左见闻录》。 　① 《明熹宗实录》卷3。 　②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 李治亭 　写于长春南湖新村。 　1991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