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

 [原文] (节选)

僖公二十二年

宋公与楚人期战于泓之阳

 宋公与楚人期战于泓之阳。楚人济泓而来。有司复曰：“请迨其未毕济而击之。”宋公曰：“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厄人。吾虽丧国之余，寡人不忍行也。”既济，未毕陈。有司复曰：“请迨其未毕陈而击之。”宋公曰：“吾闻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陈，然襄公鼓之。宋师大败。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

宣公十二年

庄王伐郑

 庄王伐郑，胜乎皇门，放乎路衢。郑伯肉袒，左执茅旌，右执鸾刀，以逆庄王，……庄王亲自手旌，左右挥军退舍七里。将军子重谏曰：“南郢之与郑，相去数千里；诸大夫死者数人，厮役扈养死者数百人。今君胜郑而不有，无乃失民臣之力乎！”庄王曰：“古者杆不穿，皮不蠹，则不出于四方。是以君子笃于礼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从不赦，不详。吾以不详道民，灾及吾身，何曰之有！”既则晋师之救郑者至。曰：“请战。”庄王许诺。将军子重谏曰：“晋，大国也，王师淹病矣。君请勿许也！”庄王曰：“弱者吾威之，强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无以立乎天下。”令之还师，而逆晋寇。庄王鼓之。晋师大败。晋众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庄王曰：“嘻！ 吾两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还师，而佚晋寇。

宣公十五年

庄王围宋

 庄王围宋，军有七日之粮尔。尽此不胜，将去而归尔。于是使司马子反乘堙而窥宋城。宋华元亦堙而出见之。司马子反曰：“子之何如？”华元曰：“惫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马之反曰：“嘻甚矣惫。虽然，吾闻之也： 围者柑马而秣之，使肥者应客。是何子之情也？”华元曰：“吾闻之：君子见人之厄则矜之，小人见人之厄则幸之。吾见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马子反曰：“诺。勉之矣。吾军亦有七日之粮尔； 尽此不胜，将去而归尔。”揖而去之，反于庄王。庄王曰：“何如？”司马子反曰：“惫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庄王曰：“嘻！ 甚矣惫。虽然，吾今取此，然后再归尔。”司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 军有七日之粮尔。”庄王怒曰：“吾使子往视之，子曷为告之？”司马子反曰：“以区区之宋，犹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无乎？是以告之也。”庄王曰：“诺。舍而止。虽然，吾犹取此，然后归尔。”司马子反曰：“然则君请处于此，臣请归尔。”庄王曰：“子去我而归，吾孰与处于此？吾亦从子而归尔。”使引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
 [鉴赏]
 《公羊传》,亦称《春秋公羊传》或《公羊春秋》。儒家经典之一。
 《公羊传》作者旧题公羊高，战国时齐人，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据唐代徐彦《公羊》引戴宏序载，《公羊传》初仅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始与齐人胡母生(子都)将《春秋公羊传》“著于竹帛”,流传于世。
 《公羊传》专门阐释《春秋》经的“微言大义”,时间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史事记载较简略。它是今文经学的重要经籍，历代今文经学家时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今存有东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唐代徐彦《公羊传疏》、清代陈立《公羊义疏》。
 本书选录的《公羊传》三段文字是专门论述军事的。文中标题系编者所加。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待战争的态度，大体上是沿袭儒家学派中偏于保守的观点。但其中也不乏可取之论。
 第一段，是关于著名的泓之战的。宋襄公的“蠢猪式的仁义”,在《左传》里受到批评，子鱼直截了当地指出襄公根本不懂战争。在《公羊传》里，襄公受到赞扬：“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认为襄公的这一举动，可以和儒家理想中的圣王——周文王媲美。这显然是迂腐落后的观点，在《左传》中，子鱼强调“明耻、教战，求杀敌也。”指出就是要利用一切有利机会，积极进攻敌军，,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第二段，是关于楚庄王伐郑的。楚庄王认为，“君子笃于礼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是说进行战争不能见利忘义，争取人心比夺取土地更加重要。“告从不赦，不详。”是说敌人已经屈服，就要适可而止；否则，就是不懂策略。“弱者吾威之，强者吾辟(避)之：是以使寡人无以立乎天下。”这是说，威弱避强，欺软怕硬，就不能取信天下，建立功名，庄王的话，虽然也是以“礼”为出发点，但仍然体现了一种有积极意义的原则。
 第三段，是关于楚庄王攻宋不克终于讲和的事。粗看起来，似乎只是一个带喜剧色彩的小故事，实际上，它反映了人们如何使神圣的“礼”为自己的需要服务，如何把“礼”当成一种策略手段来运用。宋国被围9个月，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抵抗，实难继续支持，但不愿屈服；楚军只有7日之粮，明知道短时间内不能克宋。于是华元和子反都相互表示信义，楚庄王也终于明白其中奥妙，顺水推舟。楚宋两国都在“礼”的外衣遮盖下，体面地止战讲和，保全了双方的利益。这是“礼”的灵活运用，自有它的借鉴意义。

《公羊传》

又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相传为战国齐人公羊高所著。专门阐释《春秋》微言大义。最初只以口头流传，汉初方成书。汉何休有《春秋公羊解诂》11卷，大张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之说，又好引谶纬。唐代又有徐彦疏。《公羊传》为今文经，盛行于汉武帝、宣帝之前，自王莽时古文经大盛，《公羊传》渐少人钻研。清代后期，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力主复兴今文经学，借用《公羊传》“微言大义”以说经，议论时政，对当时学术界影响很大。

168 公羊传

儒家经典，亦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旧题战国时公羊高撰，初仅为口头传授，至汉景帝时，高之五世孙公羊寿与齐人胡母生始将其“著于竹帛”，而成书。原30卷，今本28卷，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哀公14年(前481)，是专门解释《春秋》之书。所记史事甚简略，自设问答，文义繁复，着重阐释和发挥《春秋》之微言大义。汉武帝时设学官，立博士，公羊学遂大盛。董仲舒作《春秋繁露》，专治《公羊传》，系统发挥《春秋》中“借事明义”之微言，“正名为本”之大义，提出大一统、三世说，更化改制理论，为汉武帝所采纳，进一步推动公羊学的发展。《公羊传》遂成为汉代今文经学主要经典，为研究战国至秦汉期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历代今文经学家常用以作为评议政事、褒贬人物之依据。主要注释有东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唐徐彦《公羊传疏》 (皆收入《十三经注疏》)、清陈立《公羊义疏》等。

公羊传

解释《春秋经》之微言大义的专著。十一卷(《汉书·艺文志》载)。班固自注说，公羊子，齐人。颜师古注说，名高。《公羊传》的传授，据唐徐彦为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序》所作“疏”中引戴弘序说：“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音“无”)子都著于竹帛。”《公羊传·隐公二年》：“纪子伯者何，无闻焉尔。”何休注也说：“其说口授相传，至汉，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记于竹帛。”按学者考证，胡毋生即是胡毋子都。由此可知，《春秋公羊传》到汉景帝时才写定。学者们研究后，认为公羊高未必是子夏学生，其托名子夏，不过是借以自重。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公羊传注疏》指出：“今观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定公元年传‘正棺于两楹之间’二句，《穀梁传》引之，直称‘沈子’，不称‘公羊’，是并其不著姓氏者，亦不尽出公羊子。且并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于（公羊）高之明证。”由此看来，《公羊传》并不出于子夏所作，而是汉景帝时人所作。写此书的最初是胡毋生，因题其亲师，故曰公羊传。同时的有董仲舒和公孙弘。公孙弘以儒者为丞相，封为平津侯。董仲舒三次对策都引《公羊》，而以己意解说之，如解“春王正月”说：“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月之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董仲舒《对策》还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公羊学对中国政治史、学术思想史影响最大最深的一件事。
《汉书·艺文志》还有董仲舒《公羊董仲舒》十六篇，用《公羊》理论来判断官司的曲折是非。
其后，封建统治者为进行政治改革寻找理论依据和历史依据，往往也援引《公羊传》，如清代中叶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进行政治改革时就是这样。《公羊传》既不是史书，也谈不上文学价值，一般人可以不读。但要研究中国经学史、政治思想史、学术史等，却不可不读。
今存《公羊传注》以东汉何休注为最古，亦以此书为最精。董仲舒《春秋繁露》中也多存《公羊》之说。宋人刘安世说：“《公》、《穀》皆解正《春秋》，《春秋》所无者，《公》、《穀》未尝言之。”胡安国说：“事莫备于《左传》，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穀梁》。”总之，《公羊》兼传《春秋经》之“微言”“大义”，《穀梁》惟传“大义”，《左传》则并“义”亦不传，纯为历史著作。
以《十三经注疏》本较为流行。

公羊传

又名《春秋公羊传》或《公羊春秋》。“春秋三传”之一。专门阐释《春秋》的儒家经典。旧题齐人公羊高或其曾孙公羊寿作，汉福成书。是今文经学重要著作，为今文学家所宗，阐释《春秋》“微言大义”，记史简略，从董仲舒到康有为皆以它宣扬自己的政治观点。是研究战国、秦汉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清孔广森撰有《公羊何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凌曙撰有《公羊问答》。有《十三经注疏》阮刻校勘本。

《公羊传》

儒家经典之一。亦称《春秋公羊传》或《公羊春秋》。专门解释《春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旧题战国时公羊高（今山东人）撰。初仅口说流传，五世相口授，至汉景帝时才由公羊寿与胡母子都著于竹帛。所记史事较简略，着重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汉武帝时设为五经博士之一，从此治《公羊传》的学者大增。西汉董仲舒作《春秋繁露》，专治《公羊传》，发挥“大一统”、“张三世”、“更化”、“改制”的《春秋》“大义”，又提出“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武帝所采纳，是以《公羊传》遂成为汉代今文经学的主要经典。为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历代今文经学家常用作议论政治、褒贬人物的依据。注释有东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唐徐彦《公羊传疏》。(均收入《十三经注疏》中。)

公羊传

亦称“春秋公羊传”或“公羊春秋”。儒家经典之一。《汉书·艺文志》载：“《公羊传》十一卷”，注曰：“公羊子，齐人。”公羊高受学于子夏，所解《春秋》为口耳受授，“高传于子平，平传于子地，地传于子敢，敢传于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胡母子都著于竹帛。”(《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故《公羊春秋》之著者，实为战国公羊高传述，至汉初公羊寿及胡母生乃成书。所释《春秋》，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其主要特点在于，由《春秋》之行文笔削之中，申其“大义”，明其“微言”。“所谓‘大义’者，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是也；所谓‘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皮锡瑞《经学通论》)故以《春秋》之作，非为一代作史，乃为万世作经。其于隐公元年春，首言“王正月”，即乃“大一统也”。(《公羊传·隐公元年》)西汉公羊大家董仲舒认为：“《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故“《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春秋》立一王之法，“而惟公羊知《春秋》是素王改制，为能发明斯义。”(《经学通论》)自董仲舒始，又提出“存三统”、“张三世”，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公羊传》遂成为汉代今文经学的主要经典，并被汉武帝设为五经博士之一。今存《春秋公羊传注疏》28卷，东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收入《十三经注疏》。

公羊传gong yang zhua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with Commentaries,by Gongyang Gao

《公羊传》gong yang zhuan

Gongyang Commentary→公羊高(Gongyang Gao)

公羊传

儒家经典之一。亦名《春秋公羊传》。旧题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撰。汉初即口头流传，至汉景帝时公羊寿与胡母生（名子都）著于书帛。视其内容，杂引群贤，非成于一人之手。《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著录《公羊传》为11卷，今本为28卷。注释有： 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唐徐彦《公羊传疏》(均收入《十三经注疏》)，清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清刘逢禄《公羊春秋何氏解诂》(均收入《皇清经解》本)，清陈立《公羊义疏》(收入《四部备要》)等。此书属“《春秋》三传”中今文派的《春秋》传，认为《春秋》常有一两个字表示褒贬，有“大义”存乎其中，传文重在发挥其“微言大义”。如《春秋》第一句话“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逐字解释，认为寓有拥护“大一统”的深意，从而为封建统一国家制造理论依据。《春秋》末句“西守获麟”四字，《公羊传》从中发挥出符命思想和孔子命运的议论。《春秋》宣公十二年简略记载了晋大夫荀林文帅师与楚子作战一事，《公羊传》从字里行间发挥出“夷狄”、“中国”之辨的大道理。汉武帝《公羊传》立于官学，置博士。董仲舒专治《公羊传》，发挥“大一统”、“张三世”、“更化”、“改制”的春秋“大义”，又提出“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武帝采纳，《公羊传》遂成为汉代今文经学的主要经典。历代今文经学家常用作议论政治、褒贬人物的依据。此书为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公羊传

解《春秋》之书。战国齐人公羊高传，汉公羊寿、胡母子都“著于竹帛”。今本二十八卷，汉何休注，唐徐彦疏。为今文经学派之重要经籍。有《十三经注疏》本。

公羊传

解释《春秋》的著作。相传原为子夏(前507—？)的学生齐国人公羊高所撰，后由公羊寿等人在汉景帝时著录成书。全书十一卷，以问答的方式，对《春秋》一书逐字、逐句作了解释，有助于人们阅读《春秋》。东汉以后，一些学者对《公羊传》作了注释，较重要的有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陈立的《公羊义疏》等。(参考图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