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派

明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所代表的一个文学流派。因三人都是公安（今湖北公安）人，故名。参见“三袁”条。

公安派

明万历年间的诗文流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人物。因“三袁”的籍贯是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称。该派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前后七子所把持，“公安派”可谓异军突起。此派成员的文学思想受到李贽的影响，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风气，对当时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的文学主张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认为文学应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时代发展，文学也应随之发展，“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他们反对摹拟古人，提出“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袁宏道《叙小修诗》)，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袁中道《花雪赋引》)基于这样的认识，公安派致力于解除对文学的各种束缚，求得文体的解放，至有“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的评价。其二，主张诗文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即要求文学作品要抒发作家的真实感情，表现作家的个性。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针对儒家传统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他们提出“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所以应该“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总之，公安派主张创作要有个性，要表现真情实感，只有“抒性灵”的作品、“从自己胸臆流出”的作品，才可能“令人夺魂”(袁宏道《小修集序》)。其三，公安派认为：文学要有一定的内容，只注意形式而不注意内容，则会空泛，故而他们认为“物之传者必以质”(袁宏道《行素园存稿引》)。其四，与公安派的文学发展观和创新论相联系，他们十分重视小说、戏曲创作，提倡通俗文学。他们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认为《西厢记》、《水浒传》，“皆古今至文”，如袁宏道不仅以民歌为诗，而且还赞扬《水浒传》比《史纪》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公安派的文学理论和主张，十分新颖和大胆，在当时很有影响，但也遭到传统派文人的批评与攻击，正如鲁迅所说：“明末公安、竟陵两派的作品也大受排斥，其实这两派作者，当时在文学上影响是很大的。”在文学创作方面，公安派作家较长于散文，他们的游记、尺牍、小品或秀丽清雅，或风趣活泼，很有特色。还有一些作品抨击时政，表现出对道学的不满。但总的看，他们的作品大都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局限于抒写“文人雅士”的闲情逸志、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这与他们消极避世的态度有密切联系。他们的诗歌题材十分狭窄，内容贫乏，而诗风又较为轻佻，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云：“三袁诗人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致天下耳目于一新，又复靡然从之。然七子犹根于学问，三袁则惟恃聪明。学七子者不过赝古，学三袁者乃至矜其小慧，破而坏度，名为救七子之弊，而弊又甚焉。”这段话虽然不无偏颇，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公安派”的风格对清代郑燮的散文、袁枚的诗和诗论都有影响。

公安派

 明代后期出现的反传统的诗文流派。因其代表人物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三兄弟籍贯为湖北公安，故名。在袁家三兄弟登上文坛之前，传统的文学观念以及整个价值系统已经受到正面攻击。发动攻击者就是公然以 “异端” 自居的思想家李贽。他反对 “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反对假道学、假文学，提倡 “童心”,认为天下的好文章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他说： “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 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八股文)……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 《孟》乎？” 甚至断言：“六经、《语》 《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 这种思想在当时引起的震动，是不难想象的。袁家三兄弟与李贽有密切交往，深受其影响，不过他们没有李贽那样的深刻和勇气，尤其李贽被迫害致死，给他们相当大的刺激，故他们回避与传统社会正面冲突，其对传统的反叛主要表现在文学上反对拟古，主张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其所谓 “性灵” 实际上就是李贽的 “童心”。周作人曾将公安派的这种主张视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之一。袁家三兄弟的诗文以老二袁宏道最有特色，如《江南子》 写一位已婚少妇对镜自怜的心情： “鹦鹉梦残晓鸦起，女眼如秋面似水。皓腕生生白藕长，回身自约青鸾尾。不道别人看断肠，镜前每自销魂死。锦衣白马阿谁哥，郎不如卿奈妾何？” 这与“言志” 的传统大异其趣。但袁诗的缺点在于太随意，如 《偶见白发》: “无端见白发，欲哭翻成笑。自喜笑中意，一笑又一跳。” 又如《西湖》: “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立，一日湖上卧。”无异于打油诗，其流弊就是俗滥。公安三袁最为后代读者欣赏的是他们的 “小品”,那些短小、轻灵、隽永的戏墨与漫不经心、充满机趣的随笔，才是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的杰作。但是，在复古主义重占上风的清代，公安三袁的诗文包括 “小品”,并未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直到现代作家周作人、林语堂提倡小品文，公安三袁才在读书界热了起来。

公安派

明代后期文学流派。代表人物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系湖北公安人，故世称“公安派”。同派作家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等。他们主要生活在万历年间，对自弘治以来复古派文人左右文坛，天下“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流弊日深的局面强烈不满，遂起矫正。《明史·袁宏道传》说：“先是，王、李之学盛行，袁氏兄弟独心非之。宗道在馆中，与同馆黄辉力排其说，于唐好白乐天，于宋好苏轼，名其斋曰‘白苏’。至宏道，益矫以清新轻俊，学者多舍王、刘而从之，目为公安体。”三袁等论文反对贵古贱今，摹拟古人，认为文学与时而变，“古之不能为今”、“今之不必摹古”、“事今日之事，则亦文今日之文”(袁宏道《与江进之书》)。在此基础上，宏道主张文学应表现作者自我个性和真情，“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我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认为那些“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的作品才是真文学，高度评价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民歌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叙小修诗》)。公安派的创作多着力于抒写个人性灵，尤善游记、尺牍、小品，清新秀逸，诙谐风趣，“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扭转了复古派统治文坛的局面，并对后世“性灵派”的产生有较深影响。但其作品题材比较琐细狭窄，流弊所及，后期的一些作家更消极遁世，把文学仅当作个人生活的点缀摆设，也削弱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公安派论赋，与其整个文论观点是一致的，袁宏道说：“张、左之赋，稍异扬、马，至江淹、庾信诸人，抑又异矣。唐赋最明白简易，至苏子瞻直文耳。然赋体日变，赋心益工，古不可优，后不可劣。”(《与江进之书》)与祝尧《古赋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所持的一代不如一代的尚古观点迥异。在创作上则成就殊小，唯陶望龄《述志赋》、黄辉《拟述志赋》对晚明内忧外患的形势有所反映，稍觉可读。

公安派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弟兄，时称“三袁”。因三袁是公安（今属湖北） 人而得名。主要作家还有雷思霈、江进之、陶望龄、黄辉等。他们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拟古之风，认为文学应随时代之变而变化，主张变古创新，抒写性灵，文字表达方面应意达辞顺，反对佶屈聱牙，艰深古奥。其作品有批判时政、不满于道学束缚的积极内容，也有偏于抒写个人闲情逸致、视野狭窄、缺乏深刻社会意义的局限性。但艺术风格清新明畅，对明代后期的文学革新，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74 公安派

明后期文学流派。因其代表人物“三袁”兄弟 (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是公安 (今属湖北)人而得名。该派受唐宋派文学观点和李贽哲学思想影响，是前、后七子复古主义理论的激烈反对派。他们反对一味摹拟秦汉，而主张变古创新，认为每一时代文学都应“各极其变，各穷其趣”； 排击文坛“剽窃成风，万口一响”的弊端，而强调为文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自然地流露个性。在语言方面，则主张意达辞畅，一反复古主义的艰深古奥，佶屈聱牙文字。该派的理论主张，对当时的文学革新，起到了积极作用，对后世也有较大影响。清袁枚的“性灵说”诗歌理论，就是在该派理论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但另一方面，他们的作品因强调心灵的主观作用而忽视社会生活，导致内容空洞、题材琐碎。

公安派gonganpai

明代文学流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因为他们是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所以世称公安派。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而以袁宏道为中坚，袁中道又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其它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
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为前、后七子所主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影响很大，至万历年间，复古运动中的模拟剽窃的弊病越来越严重，已形成了“剽窃成风，万口一响”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公安派起来对复古运动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并且获得了显著的成就，很快就左右了文坛。
公安派在童心说的基础上完整地阐明了要求充分表现作者个性的诗歌理论。他们反对句拟字摹，食古不化，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强调自然天真，任性而发。在创作上，他们的作品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风格清新自然。但大多缺乏充实的内容，有些作品，“近平近俚近俳”，流于轻率浅露。

公安派Gonganpai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宏道(1568—1610)、袁宗道(1560—160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祯、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论调，影响极为恶劣。公安派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的倾向，予文坛上“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批评。指出文学应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应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他们说：“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信腕信口，皆成律度”(袁宏道《雪涛阁集序》)。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而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自然就能达到文学上的最高成就。从这个美学立场出发，公安派还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认为当时闾里街巷所唱的《擘破玉》、《打竿》之类的民歌，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六经国史如果同《水浒传》、《西厢记》等小说戏剧相较会黯然失色，因为后者更真率，价值更大。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对于扫清前后七子的复古谬论起了摧枯拉朽的作用。他们在创作上或清新秀逸，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特别是游记、小品、尺牍成就尤高。但由于公安派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此他们的作品往往题材比较狭窄，风格显得纤弱，而仿效者更是“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公安派

明代文学家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5—1630)三兄弟是公安（今湖北公安）人，故名。认为文学应表现性灵，反对复古。提倡艺术的独创性，主张艺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参见“性灵说”和“文学”中的“公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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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派

明代文学流派。因其首领袁宏道与兄宗道、弟中道皆公安县（今属湖北）人而得名。他们反对前后七子拟古剿袭的风气，主张文学要随时代而变；又提出文学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于通俗文学的提倡及小品散文的写作也颇多贡献。

公安派

明代万历年兴起的散文流派，因公安（今湖北公安）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而得名。《明史·袁宏道传》：“先是，王李之学盛行，袁氏兄弟独心非之。宗道在馆中，与同馆黄辉力排众说，于唐好白乐天，于宋好苏轼，名其斋曰：‘白苏’。至宏道，盖矫以清新轻俊，学者多舍王、李而从之，目为公安体。”公安派认为“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从体制上讲，不同时代不同作品有不同的“音节”、“体致”和写作方法；从风格上讲，不同时代又有不同的时代风格。不论是体制或风格，陈陈相因则弊生。变则通，通则久，久而又穷则又变。另外，他们又认为写文章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他们看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在创作实践中，公安派以散文为主，反对艰深古奥、佶屈聱牙的文风，提倡意达辞畅、清新明快之文风。

公安派

明代文学流派。创始人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袁中道(1570～1623)。因三人皆为湖北公安人，故名。兴盛于明代后期。文学主张与“前后七子”针锋相对，认为“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世道既变，文亦因之”，反对贵古贱今，摹拟抄袭，主张“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又提出 “性灵说”，要求作家“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认为好诗文都是“任性而发”，“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去”，反对一切束缚。创作以散文为突出，能直抒胸臆，不事雕琢，以清新活泼之笔，写湖光山色、生活趣事及个人情怀，在小品文领域多有开拓。其文学主张及创作，对清代郑燮、袁枚有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