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

该理论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核心内容是，公共选择者(官员、政党、政府、选民等) 的行为特征； 不同规则下政治决策可能产生的结果； 民主政治活动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方式以及如何来设计和选择一个能改善公共决策效率的宪章。公共选择理论对于政治决策活动的全部分析包括： (1) 经济人和公共选择者有着共同的行为特征，即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任何政治决策都是一种经济行为，在政治市场上，作为消费者的选民或纳税者和作为供给者的政府或官员都会依据起码的个人成本-收益的计算来选择有利于个人利益的政策和方案； (2) 相互尊重契约双方的利益是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赖以建立的前提。公共决策领域也和私人经济活动领域一样，契约双方的行为都受到一系列规则的限制。在政治市场上，公共产品的需求和供给不是依个人的偏好而是依集体的偏好来决定。选举制度就成了消费者 （选民） 和供给者（国家）之间的一个技术媒介。不同的选举制度不仅对于选民、政治家和政客的行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且对于需求和供给结构也会产生不同的反映.公共选择理论还试图通过实证的方法来证明，现行民主决策的无效率不仅来自不完善的决策规则，而且也来自官僚特权阶层的滋长和蔓延。公共选择学基本上是运用经济学工具来研究政治科学中的传统问题的一门科学。通过建立一些严格的模型，用统计程度加以检验。这种新的政治学理论更为严谨而切合实际。比正统观点更经得起考验。公共选择研究对于理解政治不但具有积极推动作用，还具有高度规范化的成分。

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

在政治必然影响经济的前提下，对政治的决策过程及其后果进行经济分析的一种理论。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认为，公共选择基本上是运用经济学工具来研究政治科学中的传统问题的一门科学，丹尼斯·缪勒 (Dennis Mueller) 认为，公共选择可以被理解为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研究，或将经济学运用于政治科学。詹姆斯·布坎南 (James M. Buchnaan) 写到，公共选择是一种对政治的看法，它是在把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扩大应用于集体的和非市场的决策过程中产生的。埃恩·麦克里恩 (Iain Mclean) 指出，从行为者来看，公共选择“关心的是投票者、党派、政治家、官僚、利益集团”； 从理论上讲，它的主题则包括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党派政治学以及官僚政治等。由上可知，公共选择大体而言是这样一种理论： 其研究对象为集体的非市场决策过程； 其研究工具为经济学，尤其是价格理论；它把政治舞台理解为市场，把选民、官僚和政治家视为政治市场中的博弈者，把选票看成是货币。
在18世纪和19世纪，数学家孔多塞(Condorcet )，波达 (Borda )，拉普拉斯(Laplace)，卡罗尔 (L. Carroll) 等都对投票过程发生了兴趣，不过他们的研究成果逐渐被遗忘。1958年布莱克 (D. Black) 对他们的成果予以重新发现，因此被称之为现代公共选择之父。而在此之前，维克塞尔 (K. Wicksell)，林达尔 (Lindal)，唐斯 (Anthony Downs)，伯格森 (Abram Bergson)，阿罗(K. Arrow) 和布坎南 (Buchanan) 等人已经作了大量工作。其中布坎南对公共选择理论的组织上和学术上的贡献最大，因此被称之为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并于1986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外，马里兰大学的曼瑟·奥里森 (Mancur Olson) 也对公共选择理论作出了很大贡献。
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假设是经济人假设，它的含义是指人都是理性的自利主义者，即人们会在约束条件下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实际上是把经济学中的基本假设运用到政治科学中。公共选择讨论的是政治市场中的经济人行为。政治市场中的经济人可以细分为三类：(1)选民。他们手中的选票相当于经济市场中消费者手中的货币； 理性的选民是在比较了投票的成本和收益后才进行投票的。但他们通常不愿意花费较多的精力去充分了解与选举有关的情况。原因很简单，他投下的一票对他的福利影响甚微，和收集信息的成本相比根本微不足道。实证研究证明了这种看法。不过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所谓的 “唐斯难题” (Downs’Puzzle): 如果人人认为他的一票微不足道，则他那一票就有可能成为决定性的一票。不过分析还表明，选民并非对所有方面都知之甚少，涉及到他们自身利益的，他们往往也知道不少。(2) 政治家。是靠选民选上而生活的人。某些场合他们自身也是选民，例如，议员选举政府首脑。理性的政治家，一般受到三个方面的激励： 权力、收入和尊敬。他们的目标是使这些收益最大化。承担社会功能只是实现个人目标的手段，而为了获得这一手段，就要使所得选票最大化。而这样，他们就必须提出能够获得尽可能多的选民支持的社会改革方案或政策，一般说来，这种政策应该符合中间投票者的偏好。总之，政治家并不一定会按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福利的原则来行事。(3) 官僚。即作为政策的职业执行者的经济人。他们的目标也是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一般认为官僚的私人动机有三种。其一是工作不要太辛苦。其二是扩大本部门的规模，而与此同时也希望所有其他部门的规模也一起扩大。其三是提高伴随其特殊地位而来的 “外快” (余永定、张宇燕、郑秉文，1997,P.634～636)。
公共选择的两大基本问题是集体行动和偏好加总问题。具体指： 应如何划分个人行动和集体行动之间的界限？如何确定社会选择和个人选择各自的领域？个人行动又如何汇集成集体行动？即个人在规则下行事，但规则本身是如何形成和演进的？ 由于不管是集体行动还是偏好加总都取决于规则，因此规则才是最根本的。公共选择理论的最终目的就是寻找一种规则，使理性的经济人在自利的同时也造福社会(余永定、张宇燕、郑秉文，1997,P.634～636)。

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

公共选择既可理解为一种选择，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关于选择的理论。作为一种选择，公共选择指的是与私人选择 (Private Choice) 相区别的集体决策过程。它是指人们通过政治过程来决定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把私人选择转化为集体选择的一种过程或机制，是对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公共选择实质上是一种政治过程，需经过立宪、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阶段。作为一种理论，公共选择是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研究，或者说，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理论的主题就是政治科学的主题，即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党派政治学、官僚政治等等，但是公共选择理论采用的方法则是经济学的方法论，即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设，包括理性假设、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假设和成本一收益分析法等。作为一种选择，公共选择与私人选择的区别主要有： (1) 公共选择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因为集体决策的全体一致规则成本太高，而且缺乏效率，因此，公共选择大都采用各种形式的多数票规则，这样就导致少数须得服从多数，强制性在所难免。私人选择在分散决策的市场里基本上是自愿互利的。(2) 公共选择提供的物品对每一个人来说可能导致费用与收益的不对称。这是由于没有有效的需求显示机制造成的。私人选择的费用与收益基本上是对称的。公共选择的起因一方面是由于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和 “市场失灵”，另一方面也可能基于社会的特殊价值目标和道德观念 （如某个社会可能认为自利的商品交易是不道德的）。
〖参〗私人选择

公共选择public chioce

虽然在上两个世纪就有一些数学家对于选择过程的数学问题发生兴趣，然而只是当邓肯·布莱克(Duncan Black)在1958年重新发现这些思想以后，它们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布莱克因此成为现代公共选择理论之父。从根本上说，现代公共选择理论就是使用经济分析工具来处理传统的政治科学的各种问题。
从历史上看，政治经济学曾经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有关经济事务方面的政府政策选择问题。例如，关于保护关税究竟是好还是坏的问题便是传统经济学的一个特有主题。当然，在考虑这些问题时经济学家总是假定政府基本上是追求使某种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现代公共选择理论与这种早期的传统不同，它认为不仅私人企业一般不能贡献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就是政府官员和官僚机构也不去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官员与市民的关系正像企业家与消费者的关系一样，虽然他们有时也有为了公共利益而在某种程度上牺牲自身利益的愿望，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主要是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根据这一基本思想，现代公共选择理论通过使用一种在其中投票人、政治家、官僚被假定为主要是利己主义者的模型，使得在公共选择领域运用那些从经济学方法中引伸出来的分析工具成为可能。结果是，相当精致的模型被发展出来，对于这些模型可以使用与在经济学中相同的统计方法进行验证。由此便产生了比旧有的正统理论更精确、更现实、更经得起验证的新的政治理论。关于公共选择的著作大部分是属于实证分析，然而也包含某种强烈的规范因素，前者给出对于政治活动或政府实际上是怎样发挥职能的问题的描述，后者则表现为在前者分析的基础上对如何改进政府管理方法进行设计。
现代公共选择理论在四个一般领域比早期思想具有新的发现： 第一是关于投票人。它认为，理性的投票人一般并不为了投一张选票便去劳神费力地搜集各种有关信息，理由很简单，一张选票对于他的福利的影响微乎其微，故投票者一般地具有无知性。第二是关于政治家。它认为，作为民选官员，政治家的行为并不必然要追求公共福利最大化，即他们在议会投票以及坚持某种公共立场时是根据他们认为选民将会如何反映来行事，而不是根据他们认为选民应当如何反映来行事。在选民的信息状况糟糕的情况下，这种行为所造成的公共成本之大是显而易见的。第三是关于选举过程。选举过程将公众与政治家以及政策家与实际政策后果联系起来。现代的数理经济学家像布莱克、阿罗等人发现了一套相当难的数学问题，它显示了某种合理的社会选择机制的不可能性。这种数学证明的精确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它在选举过程中究竟具有多大实践意义仍是一个有待解决且极端困难的问题。第四是关于官僚理论。现代公共选择理论关于官僚理论的论述可以说再一次实现了“革命”。这主要表现在它放弃了传统的那种认为官僚或者是遵从长官意志行为或者是简单地干适当的事儿的观点，而深入探讨了在现代文官制度下官僚的行为动机问题。这种分析表明，现代文官制度极大地削弱了上司对于官僚在任职与解雇、职务升降、工薪水平等方面的特权，故官僚行为在相当大程度上摆脱了长官意志，由此导致所有官僚机构都具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控制的弱化。在这种环境下，官僚通常具有不努力工作等动机。不过在各种场合他们一般仍热衷于取悦于领导，但即使这样也并不必然保证他们的行动与公共利益相一致。
上面所述，实际上说的是公共选择的实证方面。从规范方面来看主要涉及如何改进政府职能的问题。一个重要的论点是应赋予投票人以更大的控制机制，即让更大多数的人参加更直接的选举，由于单个人在他们的决策中不存在系统的偏见，故这是改进政府效率使之与公共偏好相一致的基本保证。其次，立法中的决策制定程序在很多方面也需要改进。再次，对官僚机构应予改革，这具体表现为加强领导者对下属的控制，以及与此同时减少他们任人唯亲的权力，此外还可以在政府工作中引入竞争，乃至将政府活动承包出去，即转移给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