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是东汉末期官僚士大夫因反对宦官专权而遭禁锢的政治事件。所谓“锢”就是终身不得做官。党锢的政争从166年一直延续到184年。桓帝以后，朝政完全被宦官把持，连皇帝的废立也操纵在阉党手里。一些正直的官僚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联合起来投入到反对宦官的斗争中，大臣李膺最受太学生的敬仰。公元166年，术士张成教唆其子杀人，司隶校尉李膺杀张成，张成生前与宦官关系密切，宦官派人诬告李膺与太学生及郡国生党朋为奸。在宦官的怂恿下，桓帝下令逮捕议论时政的太学生等党人并向全国公布罪行，逮捕了李膺等200多人。第二年，李膺及其党人赦归田里，禁锢终身，不许做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这一事件发生后，引起士大夫阶层的公愤。他们互相标榜，称窦武、陈蕃、刘淑为三君。他们与把持朝政的宦官集团的斗争更加激烈。公元167年，灵帝即位，窦太后之父窦武以大将军的身份辅政。他们起用了李膺和有些被禁锢的名士，打算消灭宦官势力，可是由于事泄，宦官曹节等发兵逮捕窦武，窦武自杀。公元169年，宦官侯览指示坏人诬告张俭等结党，宦官曹节便趁机把李膺等上次禁锢的人也牵扯进去，于是李膺等百余人被捕死在狱中，张俭逃亡。公元176年，灵帝下诏规定，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及五服以内的亲属，都一律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党锢之祸使朝内正直的士大夫遭到打击和排斥，宦官等黑暗势力更加嚣张。这次党锢持续了十几年，直到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后，东汉政府才宣布赦免“党人”,起用他们去镇压农民起义军，党锢之祸至此才告结束。

党锢之祸Danggu zhihuo

东汉桓帝、灵帝统治时期官僚士大夫因反对宦官专权而遭禁锢的政治事件。东汉自和帝以后， 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延熹二年(159)，桓帝与宦官单超等人合谋消灭了外戚梁氏，单超等五人同日封侯。从此， 宦官独揽朝政。他们利用手中的政治特权谋取私利，侵占土地，扩展势力范围。这不仅加深了人民的痛苦， 激起人民强烈的反抗， 而且引起大地主出身的官僚以及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不满。官僚们痛恨宦官把持政权，影响了他们的权位；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也痛恨宦官阻塞了他们作官的道路。于是，官僚士大夫把抨击的主要矛头对准了宦官。他们评论朝政，褒贬人物，猛烈抨击宦官集团，史称“清议”。永兴元年(153)太学生数千人为曾打击宦官的朱穆辩护。延熹五年(162)太学生和部分官僚一起，为得罪宦官的皇甫规辩护，斗争渐从一般清议转为实际斗争。延熹九年李膺捕杀与宦官勾结、教子杀人的方士张成。宦官乘机指使张成弟子牢脩诬告李膺等人蓄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共为部党，诽讪朝廷。桓帝于是下令郡国逮捕“党人”，李膺和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等200余人均被收捕。次年，经过太学生贾彪活动，借助尚书霍谞、外戚窦武之力，“党人”始得“赦归乡里”，但仍“禁锢终身”。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后汉书·党锢列传》)。永康元年(167)桓帝死，灵帝幼年继位，窦太后临朝，外戚窦武为大将军，执掌朝政。他与太傅陈蕃起用李膺与被锢之其他名士，打算消灭宦官势力。后因事机泄漏，宦官先发制人，陈蕃被杀，又迫使灵帝收捕窦武。窦武举兵反抗，兵败自杀。宦官再度得势，重又逮捕“党人”，杀李膺、杜密等100余人，禁锢、迁徙数百人。熹平元年(172)宦官又指使司隶校尉段颎逐捕“党人”和太学诸生千余人。熹平五年宦官挟持灵帝进一步下诏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和五服以内的亲属， 一律免官禁锢。是为第二次“党锢之祸”。官僚士大夫的反宦官斗争，在当时有一定的正义性。“党锢之祸”发生后，宦官势力增长，政治黑暗，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党锢之祸

东汉末年，部分士大夫和太学生因反对宦官集权而遭禁锢的政治事件。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外戚干政，朝廷政治非常腐败。一些士大夫和太学生深感东汉王朝有崩溃的危险，认为宦官外戚的专权干政是导致农民起义和政治黑暗的主要原因，遂纷纷联合起来，力倡清议。他们评论朝政，品核公卿，抨击腐败的朝政和罪恶的权贵，赞扬那些敢于干犯权贵的人，引起专权宦官的极大不满。公元166年，河内术士张成教子杀人。河南尹李膺命令收捕其子。适逢皇帝大赦，李膺却心抱不平，不顾大赦令，案杀之。张成素与宦官过往密切，于是，私下得到宦官的支持后，命其弟子牢脩上书诬告李膺等人 “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 《后汉书·党锢列传》)。在宦官的怂恿下，汉桓帝收系李膺，并下令郡国 “逮捕党人，布告天下”（同上）。语词相及，共达200多人，名士杜密、陈寔、范滂皆在其中。太尉陈蕃也因谏阻桓帝而被免官。次年，党人借助外戚窦武之力获得赦归田里，但仍禁锢终身，不许做官。次年，汉桓帝死，灵帝即位。窦武擅权。其联合陈蕃等起用党人，并企图以武力诛灭宦官。结果，不慎走露风声，宦官曹节等劫持窦太后，矫诏杀陈蕃、窦武。169年，汉灵帝在宦官侯览、曹节等挟持下，再次下诏收捕李膺、杜密等百余人，下狱处死。接着，又陆续杀死、流放、囚禁六七百人。172年，汉灵帝又诏司隶校尉段颎四处捕追、囚禁太学生1000余人。四年后，永昌太守曹鸾因上书为党人说情被杀，灵帝还就此下诏“州郡吏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 （同上）。这就是有名的“党锢之祸”。党锢之祸持续十八年，直到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中常侍吕强上书灵帝时言及“党锢之祸，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 （同上），灵帝才害怕，下诏大赦党人，诛徙之家皆归故里。至此，解除党锢。

党锢之祸Danggu zhihuo

东汉末年部分官僚因反对宦官专权而被罢官禁锢，史称党锢之祸。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政治黑暗，这不仅加深了社会危机，也侵犯了一些官僚士大夫的切身利益。以李膺、陈蕃为首的官僚联合郭泰、贾彪等太学生抨击朝政，反对宦官专权，引起宦官集团的仇视。延熹九年(166)，宦官集团使人诬告李膺等人交结生徒，“共为部党”，诽谤朝廷。宠信宦官的汉桓帝根据宦官的要求，逮捕了李膺等200余人。后虽经桓帝的岳父窦武等人营救，他们被赦免归乡，但终身不得为官，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桓帝死后，灵帝即位，外戚集团掌权，窦武重新起用李膺，陈蕃等被禁锢的党人，企图利用他们抑制宦官势力的发展，并密谋诛杀宦官。建宁二年(169)宦官集团却先发制人，迫使灵帝捕捉窦武，窦武举兵反抗，后兵败自杀。宦官趁机逮捕党人，李膺等人再度入狱，并死于狱中，被牵连而死亡、迁徙、废黜、禁锢者达600—700人。熹平五年(176)，州郡受命禁锢党人的门生、故吏和父子兄弟，并连及五族，此为第二次党锢之祸。从此以后，政权进一步落入宦官集团手中，东汉政治更加混乱和黑暗。被禁锢的党人直到黄巾起义发生后才被赦免。

东汉帝系表

党锢之祸

东汉桓帝时，世家大族李膺等人和太学生郭泰等联合抨击专权的宦官集团。延熹九年(166年)，有人勾结宦官诬告其“诽讪朝廷”，李膺等200多名“党人”被捕，后虽释放，但永不叙用。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灵帝即位后，外戚窦武掌权，起用“党人”，并与太傅陈蕃等谋诛宦官，事泄被杀，诛及李膺等百余人，收捕六七百人。熹平五年(176年)，灵帝在宦官挟持下又令凡“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连及五族都免官禁锢，是为第二次“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

东汉后期专权的宦官诛杀外戚官僚以及士人的政治斗争。桓帝即位后，重用宦官，遭到世家豪族李膺、陈蕃和太学生郭泰等的反对。宦官对此恨之入骨，延熹九年(166)，有人勾结宦官诬告李膺等人“诽讪朝廷”，桓帝下令将李等200多人全部下狱严讯。一年后，李膺等人被赦归回乡里，禁锢本地，终身不得为官。此即第一次党锢之祸。灵帝即位后，外戚窦武专政，起用“党人”，并与陈蕃合谋诛宦官，事泄被杀。建宁二年(169)，灵帝在宦官挟持下，收捕李膺等百余人处死，受牵连而死，徒、废、禁的多达六七百人。熹平五年(176)，又对党人的门生故吏以及五服亲属全部免官禁锢。此即第二次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

东汉末年，一批官僚、士人制造反对宦官专政的舆论而被罢官禁锢、遭受株连杀害的事件，史称“党锢之祸”。东汉和帝以后，出现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的局面。桓帝时，宦官集团操纵朝政达30年。他们到处搜括百姓，虐害人民。一般士人也怨恨宦官培植亲信，妨碍其进身仕途，并认为宦官残暴统治加深了社会动荡，严重影响了封建秩序。在当时的京城洛阳，有太学生三万人，以郭泰、贾彪为首，利用太学形成较强的社会舆论声势，矛头齐指宦官。太学生的舆论攻势获得了朝野上下官僚、士人的支持，引起了宦官的强烈仇恨，于是便指诬这些官僚和太学生结为朋党。桓帝延喜九年(公元166)年，宦官怂恿桓帝大捕党人达二百多人。李膺及一些党人被赦归田里，禁锢终身，史称第一次“党锢事件”。建宁二年(公元169年)打击过宦官势力的张俭被诬告、受追捕。党人被捕者众多，被牵连致死、废禁的达六七百人。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州郡受命禁锢党人的门生，牵连故吏、父子兄弟以至亲属。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直到黄巾起义后，汉灵帝大赦党人，绵延20多年的党锢之祸才告结束。

党锢之祸dang gu zhi huo

disaster brought on those concerned by a decree for excluding them from country’s political life

党锢之祸

东汉桓帝时宦官把持朝政，引起官僚士大夫和外戚集团的不满，他们互相勾结，与太学生郭泰、贾彪等联合， 抨击时政。延熹九年(166)，宦官以“共为部党”、 “诽讪朝廷”等罪名，逮捕李膺等二百多人。后虽释放，但禁锢终身（不得做官）。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灵帝即位，外戚窦武解除党禁，与太傅陈蕃合谋诛灭宦官， 事泄被杀。建宁二年(169)，宦官侯览、曹节乘机挟持灵帝收捕李膺、杜密等百余人， 皆死狱中。陆续杀死、流徒、因禁六七百人， “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都免官禁锢，并连及五族。称为第二次“党锢之祸”。直到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东汉统治集团害怕“党人”与起义者合谋，才宣布大赦，解除禁锢。

党锢之祸dǎnggùzhīhuò

〔偏正〕 以党同伐异所禁锢的祸害。语本《后汉书·灵帝纪》：“为钩党下狱死者百余人，诸附从者锢及五属。”宋·洪迈《容斋续笔》卷4:“汉～，知名贤士死者以百数。”
△ 贬义。多用于祸患方面。
也作“党人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