俚语隐语行话词典︱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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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国人类学家兼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 apir, 1884—1939)的《语言论》中，有个著名的命题：“语言有一个底座。说一种语言的人属于一个(或几个)种族，属于身体上某些特征与别人不同的一个群。语言不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脱离那种代代相传地决定着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信仰总体。”并且还认为：“语言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庞大最广博的艺术，是世世代代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无名氏的作品，像山岳一样伟大。” 　语言积淀于文化底座上最广博、最伟大的结晶之一，是历代社会生活中使用、 流传最为广泛的民俗语言，也是最富有群体种族属性特征的语言文化形态。鲁迅《门外文谈》中所言意味深长、趣味津津、比“古典”还要活、使文学更加精采的“炼话”，即属此类。 　然而，由于“习以为常”而“习焉不察”之故，以及“崇雅抑俗”、“避俗趋雅”传统观念的影响，历代人们所关注的一向是“雅言雅事”，反而忽略了平素流行最广而使用频率最高的“俗言俗语”。 　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历史上著名诗家的语言艺术的特色之一，则是打破传统，采俗语俗事入诗。欲切入社会生活深远，便难以回避根植于实际生活中的民俗语言现象。尽管其作品中的民俗语言业已加工、“雅化”，却仍然带有其本来的“俗痕”。这一点，恰也是旧日一些诗话所指责的“诗病”。 　考察历代俗语辞书或准辞书，从两汉的《方言》、《通俗文》，唐宋的《义山杂纂》、《释常谈》，明代的《俚言解》、《雅俗稽言》、《常谈考误》、《目前集》，到清代的《通俗编》、《土风录》、《古谣谚》、《里语征实》、《越谚》等，都百余种；其著作宗旨，或以窥辨时风民俗，或考典实，或用作谈资俚趣。无论如何，终是积累了弥足珍贵的民俗语言文献。 　至于作为民俗语言一大品类的隐语行话，其专辑、专集或辞书也就更为稀见了。宋代，《蹴踘谱》有《圆社锦语》，《事林广记》续集有《绮谈市语》；明代，《开卷一笑》有《金陵六院市语》，《墨娥小录》有《行院声嗽》，《鼎锲徽池雅调南北官腔乐府点板曲响大明春》有《六院汇选江湖方语》，《西湖游览志余》有《梨园市语》、《四平市语》；清代至民初，《鹅幻汇编》有《江湖通用切口摘要》，《通俗编·识余》有“市语”，《成都通览》有江湖及诸行言辞，学古堂排印《江湖行话谱》，手录传钞《江湖走镖隐语行话谱》、《当字谱》等，都十余种，且多为零散辑集。堪谓专门辞书而收录较富者，则为明末清初的《江湖切要》，民初的《全国各界切口大词典》。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程和科学的发展，各类民俗语言现象也逐渐进入多种学术领域的视野，受到关注，许多方面的实际应用亦颇需要有这类专门辞书提供资料及查阅索解的便利。 　本世纪70年代，日本汲古书院先后出版长泽规矩也解题的《唐话辞书类集》、《明清俗语辞书集成》两大编，其中搜集的大都是历代汉语民俗语言文献，系多种辑集的汇编。这件事情的本身，既反映了域外对了解中国民俗语言文化的要求，亦是编集专门民俗语言辞书的一种尝试。 　汇集古今有关文献及口碑资料，编著一部较详备的、具有相当规模的中国(汉语)民俗语言大辞典，是我与很多民俗语言学者的共同宿愿。然而，工程浩大，绝非一日之功，且缺乏许多必要的条件。于是，在1991年春季于浙江奉化举行的第二届民俗语言学讨论会期间及会后，大家商定且选择几种民俗语言语类，先行编写一部《俚语隐语行话词典》出来，既应社会需要，亦为一次初步实践。这样，即在原设计的数种专门语类的辞典框架基础上，选择了汉语隐语行话、禁忌语、口彩语、粗俗语及流行习语五种语类为词条内容，重新拟订综合体例，从各地数十位民俗语言学者提供的词条初稿中选集编订成书。 　关于所收语类的基本概念，我们的界定和认识是这样的： 　隐语行话 又称“秘密语”、“隐语”、“市语”、“切口”、“春点”或“黑话”等，是某些社会集团或群体出于维护内部利益、协调内部人际关系的需要，而创制、使用的一种用于内部言语或非言语交际的，以遁辞隐义或谲譬指事为特征的封闭性、半封闭性符号体系，一种特定的民俗语言现象。汉语隐语行话的源流，主要为三个方面，即：由禁忌、避讳而形成的市井隐语，由回避人知而形成的秘密性隐语，和语言游戏类隐语。依形态可分为五种类型，即：语词形态，话语形态，谣诀形态，副语言习俗形态，和以反切语为主体的利用语音变化创制的隐语行话。隐语行话不是独立的语言，而是语言的一种社会变体。 　禁忌语 由禁忌或避讳民俗所产生的不能直言而用其他语言作为替代的语言现象，被禁言和用以代言者，均属禁忌语。例如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一所记：“民间俗讳，各处有之，而吴中为甚。如舟行讳‘住’、讳‘翻’，以‘箸’为‘快儿’，‘幡布’为‘抹布’。讳‘离散’，以‘梨’为‘圆果’，‘伞’为‘竖笠’。讳‘狼藉’，以‘榔槌’为‘兴哥’。讳‘恼躁’， 以‘谢灶’为‘谢欢喜’。……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称‘快儿’者。” 　口彩语 或作“口采”，即吉利话。一如清·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七所云：“口彩，吉语也。” 例如民间婚俗撒帐仪式中，通常由儿女双全或子孙满堂、俗称“全福人”的年长妇女，把红枣、栗子撒向寝帐，口中唱诵《撒帐歌》：“一把栗子一把枣，明年生个大胖小。”或有人指红枣、栗子故意要新婚夫妇回答那是什么，意在讨口彩“早立子”，即取“枣栗子”的谐音口彩。有些口彩语出自禁忌，如讳“住”而称“箸”为“快儿”，讳“离散”而称“梨”为“圆果”之类。有些口彩语则是刻意创造的，如倒贴“福”字，意在讨“福到”的口彩。 　除因示尊原故而特定的“国讳”、“家讳”外，大量的禁忌语多缘避凶趋吉、避恶趋善、避俗趋雅或避秽趋洁而生。口彩语中，有些是伴随禁忌而生，大量的则是出自 “讨口彩”祈福求吉民俗心理的需要而刻意创造的。 　粗俗语 或称“丑语”，即粗野不雅的庸俗语词，如猥亵、毁谤及詈骂等语。具体语例，如“混帐”、“王八”、“蠢驴”、“龟孙”、“鸟(屌)”等。 　流行习语 或谓“民间流行习语”，是人们在日常非正式场合言语交际活动中喜闻乐道的民俗语言现象。所谓“习语”，系就其作为俗语形态类型之一而言，是一种基本定型或趋于定型化，时或可拆用的“口头禅”式的俚俗习惯语；“流行”，系因其产生于一定时期和一定的社会群体层面并“时兴”一时特点而言，是一时超越言语传统、追求新异刺激的产物；至于“民间”，则系就其产生、流行的社会层面，以及通常主要运用于民间的非正式场合的口头言语交际而言。各个时期的流行习语，大都首先形成并流行于青少年群体，然后由此逐渐扩布于其他年龄的各个社会层面。例如北京话的“盖”、“倍儿盖”、“份儿”、“神”、“绝”等，上海话中的“乓乓响”、“一级来”等，辽宁沈阳话中的“贼媲”、“天儿”、“耍大刀”、“好使”之类。 　地域性和俚俗性，是包括隐语行话、禁忌语、口彩语、粗俗语、 流行习语在内的各种品类民俗语言所共有的主要特点。他们多首先出现于某地方言，有些至今仍流行于当地方言之中。因而，许多词目即采自方言语汇。亦正因此“俚俗性”特点，我们方以非严格的学术概念而泛谓其为“俚语”，鉴于收录隐语行话篇幅比重稍大，故又并列标示出“隐语行话”字样，这样，便题作“俚语隐语行话词典”了。虽然名为“词典”，却不能说囊括了全部各类语词。勿论全部各种品类的民俗语言，即或所收这五种语类，其古今所有难以数计，是再有10部、20部这个规模的“词典”亦难以收录详尽的。 　民俗语言分类一向颇难，主要在于其“兼类”问题。本词典收录的词目亦不例外，例如民间流行习语中，有的出自旧时隐语行话，如“大蔓”(通常写成“大腕儿”); 有的兼为粗俗语，如沈阳流行的“拉硬儿”，系“瘦驴拉硬屎”的省略用法。鉴此，则一并标示出来，供读者参考。 　无独有偶，英国人类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Morris)1981年出版的《手势新探》书中谈到，1889年巴罗尔和兰伦特曾出版过一部《俚语、行话和切口词典》。相去100多年之后，位于世界东方的中国，也将出版一部题目、内容相近的词典。尽管，我们构拟这部词典时，莫里斯的有关信息尚未译为中文，但亦说明同处一个地球的东西方科学探索颇有相同之处，诸如此类的民俗语言文化现象，不止存在于某一种语言与文化，并且都在科学探索的视野之内。我想，这部《俚语隐语行话词典》 的出版，除会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些使用、参考的便利外，对于海外各界了解中国民俗语言文化，也会有一定的帮助。这些，都是我们乐于看到的。 　本辞典的策划、组织和编著，融汇了许多学界前辈师长的鼓励、支持与指导，数十位作者和编辑的辛勤劳作。收录书中的词条，是从超此数倍的初稿中选录出来的，甚至有的作者提供了许多词条资料或初稿，结果因内容、体例、篇幅或重复等缘故，连一条也未能选收入书，有的仅能选入寥寥几条。这种热诚支持与合作，令人十分感动，正是我们期冀以此为开端，争取来日编著更为详备的“中国民俗语言大词典”的希望所在。 　应该说明的是，限于本人学识水平和种种条件不尽如意，勉力主编这样一部新词典，不免存在舛误或欠妥之处。我感念各位的通力合作，并对可能存在的舛错引以自责，诚望朋友们不吝指正、批评。 　《中国民俗语言学》与《俚语隐语行话词典》，以及先此已经出版并正在继续编辑出版中的《中国民俗语言文化丛书》，是近年来中国民俗语言学界通力合作的三大丰硕成果，是这门新兴人文科学对社会的奉献。鉴此，作为一名较早从事民俗语言学探索者之一，我感到欢欣鼓舞。即如我在《民俗语言学新探》(见《语言与文化多学科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文末所说，民俗语言学“是需要海内外学者几代人共同努力开创和拓展的事业”。对此，我充满信心和热望。 1994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