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为词

宋人对苏轼词艺术特色的概括。语见陈师道《后山诗话》： “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以诗为词”大抵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突破传统词的“艳情”藩篱，以诗的题材为词的体裁， “无事不可言，无意不可入”；二是突破传统词的表现形式，如语言、声律、手法等，以诗的形式为词的形式，表现出传统词所没有的豪放风貌。囿于传统，宋人对“以诗为词”多持否定态度，认为词“别是一家”，谓其“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但也有人给予肯定，说它“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南宋以后，后一种意见日居上风，不仅充分肯定它革新了词风，尊大了词体，而且指出：因为它的成就和影响，才使宋词最终取得与唐诗并驾齐驱的地位。

以诗为词

语出宋陈师道《后山诗话》：“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南宋王灼《碧鸡漫志》亦谓：“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从一贬一褒、一保守一发展两种视角道出苏轼作词的特点。以诗为词，反映了苏轼“诗词本一律”的新词学观，他将词上接《诗经》和汉魏乐府，对词的产生和创作赋予了合乎儒家诗教的理论肯定，对于开拓词境，推尊词体，改革词风具有积极意义。在创作上，“以诗为词”是指苏轼打破花间词以来形成的旧的抒情程式和创作心理定势——即题材的取向总是以思妇佳人为表现对象，以普泛化的男欢女爱、相思艳情为主题——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体式，即把题材的取向从他人回归自我，像写诗那样，从现实生活中撷取广泛的主题，捕捉表现的对象，抒发自我情志，把代言体变为言志体，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和意境，使词由为文造情应歌而作转为感事而发，把词的视野由单一的相思艳情转向丰富复杂的心灵世界和广阔的现实人生。在风格上使词的审美理想由女性化的柔婉美，转为与男性化的清刚峻朗美兼具的多样化；在音乐上使词从附属于音乐转向独立于音乐。

以诗为词

“以诗为词”是北宋人对苏词所下贬语。历代词论家凡坚持“本色”论者，对“以诗为词”皆持否定态度；而为苏词辨护者则以为说苏轼“以诗为词”，大是妄论。无论推崇苏词与否，皆视“以诗为词”为贬语。五十年代后之词学界则一反前人成见，对以诗为词齐声称好，大力肯定，并把它作为苏词的主要特色和苏轼对词体革新的主要贡献来进行总结。然具体意见亦各有不同，或认为“以诗为词”是不注重词的音律；或认为“以诗为词”是从音律、题材、技巧至艺术风格各方面打破诗词界限，实行“诗词合流”。近十年来则渐次有人对盲目歌颂“以诗为词”的观点提出异议。一种意见认为，“以诗为词”与词的题材扩大和境界开拓没有必然联系：另一种意见认为，对“以诗为词”虽不能完全否定，但就其主要倾向来说，不利于词的艺术上的发展；持中者既肯定“以诗为词”的成就和功绩，又指出其不足和流弊。

以诗为词

指用写诗的手法写词。始于苏轼。是苏轼对词这一文学形式从内容到形式以至风格的一大革新。词在晚唐、五代以至宋初，题材狭窄，内容大抵不脱男女恋情、伤离送别之类；形式为“倚声填词”，音律上要求过分严格；风格也始终是“香而弱”、“艳而软”，使词成为“娱宾遣兴”的工具。苏轼把诗文革新运动扩展到词的领域，举凡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向来诗人惯用的题材，他都可用词的形式表现，打破了词是“艳科”的传统藩蓠，使词从“樽前”、“花间”走向较为广阔的社会人生，开始和诗一样具有言志咏怀的功能；在语言上苏轼不用协律来限制自己情志的表达，打破了一些形式主义的清规戒律，任何词语都可入词，形成一种清新朴素、流利畅达的诗歌语言。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从而从内容到形式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的词风，成为后来豪放词派的开创者。苏轼对词的大胆革新。“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宋·王灼《碧鸡漫志》)，给词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途径，一方面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赞赏，另一方面也受到许多正宗词评家的讥讽和非难。“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功，要非本色” (宋·陈师道《后山诗话》) ；“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 (宋·李清照《论词》)，即代表当时正宗词派的意见。
苏轼的“以诗为词”对词的发展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但他在进行这些革新的同时，在词中开用典与和韵的风气，甚或将前人之诗整首“隐括”入词，则是不足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