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禽之辨

中国古代道德论题之一。周秦诸子提出，战国初墨子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能从事社会生产，“赖其力而生”。他说：“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衽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孟子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能组织起社会生活，并建立道德人伦。他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孟子·滕文公上》)。人与禽兽的本质区别还表现在人有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心，人保存并扩充这四种道德之心，则为“君子”，不保存并丢弃它们，人就变成“禽兽”。“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还有的道德学家认为，人禽之别在于人有礼，《礼记·曲礼》：“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又认为人禽之别在于有义，即有外在的社会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礼记·郊特牲》说：“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荀子认为，人有知有义，禽兽有知无义，这是人禽的根本区别。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明清之际李颙认为，人禽之分在于善恶一转念间，其《悔过自新说》言：“殊不知君子小人、人类禽兽之分，只在一转念间耳。苟向来所为是禽兽，从今一旦改图即为人矣。”人禽之辨，标志着人的道德自觉和道德社会化要求的提高，是人类道德进步的表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