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与海派之争

1933年10月18日，沈从文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8期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批判上海一些文人对文学创作缺乏“认真严肃”的作风，或“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或“教师或赋闲，教师的大约每月皆有三百元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赋闲的则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会的列席”，对上海的作家含有讥笑之意。同年12月，苏汶在《现代》月刊第4卷第2期发表《文人在上海》一文，对“海派文人”这一名词表示不满。后沈从文又发表《论“海派”》等文，认为“投机取巧”，“见风转舵”，“约集若干新派文人，相聚一堂”，“从官方拿到一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弟子，哄骗读者，也就是所谓海派”。曹聚仁也撰文参加了这一争论。不久即沉寂下来。后鲁迅在《“京派”和“海派”》中指出，现在京派与海派已经成为“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