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风wǔfēng

指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例如：“进城以后，特别是这几年来，我们调查研究较少，实事求是也差，因而‘五风’刮起来就不容易一下子得到纠正。”(《周恩来选集》下313页，人民出版社，1984)

五风

五脏之风。《素问·金匮真言论》：“经有五风。”马莳注：“五风者，即八风之所伤也，特所伤脏异，而名亦殊耳。”

五风

五脏之风。又称内风。即肝风、心风、脾风、肺风、肾风。

五风

指“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这是我国在50年代后期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总路线指导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产生的不正之风。当时，由于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和对1956年经济建设上反冒进的批判，导致了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进一步膨胀，因而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普遍提高了第2个五年计划中工农业生产的指标。高指标带来高估产。1958年夏收期间，各地掀起一阵虚报高产、竞放卫星的浪潮，报刊舆论大加鼓吹，并且用大字标题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于是，浮夸风便盛行起来。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生产关系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进一步提高了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要求1958年的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 070万吨，1959年达到2 700—3 000万吨，要求1959年粮食产量达到8 000亿—10 000亿斤，并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为了实现钢铁生产的高指标，在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不但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北戴河会议后，没有经过试验，全国农村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到年底，全国74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26 000个人民公社，全国农户的99%以上参加了公社。人民公社的特点叫“一大二公”，实际上是搞一平二调。“一平”就是平均主义，将十几个或几十个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合作社并为人民公社后，财产上交公社，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造成原来的各个合作社（合并后叫大队或小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二调”就是无偿调拨，在各行各业的全民“大办”中，政府和公社还经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力，甚至调用社员的房屋、家具。这些实际上都是对农民的剥夺，引起农民的惊恐和不满，纷纷杀猪宰羊，砍伐树木，造成生产力的很大破坏。1958年11月以后，毛泽东开始察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问题，并提出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左”倾错误问题。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中央领导全党为此进行了初步的努力。但是由于毛泽东对彭德怀一封信的错误处理，由于在庐山会议后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使纠“左”进程中断，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并且延续更长时间，造成更大危害。直到1960年下半年，在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面前，中央才部署整风整社，以肃清“五风”。系统地提出这一任务，则是以1960年11月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为开端。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通过5年大调整，才基本上刹住了“五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