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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词 五蠹
类别 中英文字词句释义及详细解析
释义
五蠹

五蠹

《韩非子》篇名。战国韩非作。文章依据古今社会变化的实际情形,阐明法治之重要性,认为儒者、游侠、纵横家、患御者(国君近臣)、商工之民,皆有害于国家,有如“五蠹”,主张除五蠹之民,养耕战之士,以富国强兵。文章论证透辟,说理深刻,笔锋犀利,显示出韩非文章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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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蠹

 题解
 本文是韩非的代表性作品,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韩非的社会历史观和法治主张。指出了清除儒侠等五蠹之民的必要性,结构宏伟,气派宏大,是历来公认的代表作。蠹(dù),即蛀虫,这是比喻危害国家的人。
 原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橼不斫;粝粢之食,梨藿之羹;冬日鏖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肱,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媵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銛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未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不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今则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随仇者,贞也。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而吏不能胜也。不事力而衣食,则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辩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蓄王资而承敌国之弱,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伐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听说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矰缴之说而侥幸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不过也。智困于外而政乱于内,则亡不可振也。
 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商贾之民多矣。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译文
 上古时代,人民少而禽兽多,人民经受不住禽兽虫蛇的侵害。有位圣人出来,用树枝搭成象鸟巢一样的住处来避免各种禽兽的侵害,人民爱戴他,让他统治天下,称他为有巢氏。人民吃野生的瓜果和河里蚌蛤,有腥臊难闻的气味而伤害肠胃,人民生病的很多。有位圣人出来,钻木取火,把食物烧熟以去掉腥臊气味,人民爱戴他,让他统治天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闹洪水,鲧和禹疏通河道。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暴昏乱,商汤和周武王就起兵讨伐。如果在夏朝的时代还有构木为巢,钻木取火的,一定会被鲧、禹所嗤笑;在殷、周时代还有把疏通河道当作紧急之务的,一定会被商汤和周武王所嗤笑。那么,如果当今还有人称赞尧、舜、禹、汤、武那一套办法,也一定要被当代圣人所嗤笑了。所以,圣人不向往久远的古代,不效法恒久不变的常规,要研究当代的社会情况,并据此为它制定应备的措施。宋国有个农夫,他的田里有个树桩子,他看见一只兔子奔跑时撞到树桩子上,碰断了脖子而死,他便放下农具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兔子当然不可能再得到了,而他自己却被国人所嗤笑。现在如果有谁要用先王的政治措施,治理当今的人民,就都跟守株待兔的人一样可笑。
 古时候男人不种地,是因为草木的果实足够吃;妇女不织布,是因为禽兽的毛皮足够穿。不用花费力气生活资料就很充足,人民少而财物有余,所以人民不争夺。不必施行厚赏,也不使用重罚,人民自然安定。现在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祖父没死就有二十五个孙子。人民增多而财物缺少,用力勤苦而供养微薄,所以人民互相争夺,即使加倍地奖赏和屡次地惩罚,也免不了纷乱。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茅草苫的屋顶不加修剪,柞木做的椽子不加砍削;吃的是粗米饭,喝的是野菜汤,冬天披块小鹿皮,夏天穿着葛布衣;现在即使是看门人的吃穿也不会比这更差了。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农具带领民众干活,累得大腿肌肉消瘦,小腿汗毛磨光,即使是奴隶的劳动,也不会比这更辛苦。由此说来,古代让出天子地位的人,那不过是摆脱看门人那样的供养,并且躲离奴隶般的劳苦,所以古代把天下传给别人不值得称赞。当今的县令,一旦死去,他的子孙可以世世代代套马乘车,所以人们看重县令的职位,因此人们对于让位这件事,能够轻易地辞掉古代的天子职位,却难以舍弃今天的县令职位。这是因为利益大小的实际情况不同啊。住在山上到深谷去打水的人们,节日里用水作礼物互相赠送;住在洼地苦于水涝的人们,却要雇人挖渠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对自己的幼弟也不能管饭;丰年的秋天,对疏远的过客也一定招待吃喝。这并不是疏远亲人而偏爱过客,是因为收成多少的实际情况不同啊。因此古人看轻财物,并不是仁慈,而是因为财物多;今人发生争夺,并不是贪吝,而是因为财物少。轻易地辞掉天子职位,不是什么品德高尚,而是因为古代权位太轻;争夺官职和依附权贵,不是什么品德卑下,而是因为当今权势太重。因此圣人研究社会财富的多少,考虑权势的轻重,来制定他的政令。刑罚轻不算是仁慈,责罚严不算是暴虐,是适应社会情况而行事。所以国家应做的事情取决于社会情况的变化,而应备的措施要跟所做的事情相适应。
 


 古时候周文王处于丰、镐一带,土地不过百里见方,他施行仁义使西戎归服,后来便统治了天下。徐偃王处于汉水以东的地方,土地有五百里见方,他施行仁义,有三十六个国家向他割地朝贡。楚王害怕徐国会危害自己,起兵讨伐徐国,就把它消灭了。文王施行仁义便统治了天下,偃王施行仁义却灭掉了自己的国家,这说明仁义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当今。所以说,时代不同了,社会情况也就跟着变化。当舜统治天下的时候,苗人不服,禹要去讨伐。舜说:“不行。我们推崇德教还不够深就使用武力,这不是治国的方法。”于是就一连三年进行德教感化,让人民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苗人便降服了。共工打仗的时候,兵器短的容易被敌人杀伤,铠甲不坚固的容易伤到自己的身体。这说明用盾和斧来感化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当今。所以说:情况变了,采取的措施就要跟着改变。上古时代在道义上竞争,中古时期在智谋上角逐,当今则在力量上较量。齐国将要攻打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人。齐国人说:“你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可是我们所要的是土地,而不是你所说的这一套空话。”于是就发兵攻打鲁国,一直打到离鲁国都城城门十里的地方。所以偃王施行仁义而徐国被灭亡,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国被削割。由此说来,仁义和机智善辩,都不是用来保全国家的办法。如果抛弃偃王的仁义,不用子贡的辩智,依靠徐国、鲁国的力量来抵抗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那么齐国、楚国的野心就不能在徐、鲁两国得逞了。
 古今的社会情况不同,新旧时代的政治措施也不一样。如果想用宽容和缓的仁政,来治理处在急剧变动时代的百姓,就好像没有缰绳和马鞭去驾驭烈马一样,这是不明智所带来的祸害。现在儒家、墨家都称赞先王爱天下的一切人,对待百姓就像父母疼爱子女一样。根据什么来说明先王是这样的呢?他们说:“司寇行刑罚的时候,君主为此而停止奏乐;听到罪犯被处决的消息后,君主为此而流下了眼泪”。这就是他们所引证的先王兼爱的事例。如果认为君臣的关系如同父子的关系一样,天下就能治理得好,那么按照这种说法来推论,天下就应当没有不和睦的父子了。当然人们的感情莫过于父母疼爱自己的子女,然而尽管父母都疼爱子女,家庭也未必和睦,即使爱得很深,怎么就能保证不发生冲突呢?先王爱民,不会超过父母疼爱子女,子女也不一定不背弃父母,那么百姓怎么就一定能治理得好呢?再说司寇按照法令执行刑罚,君主为此而流下眼泪,这不过是以此来表现君主的仁爱罢了,并不是把它作为治国的方法。流眼泪而不想用刑,这是君主的仁爱;然而却不能不用刑,这是国家的大法。先王还是要执行法令,不听凭自己的感情而废刑,那么不能用仁爱来治国,道理也就很明白了。
 况且百姓本来就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感化。仲尼,是天下人所说的圣人了,他修养身心、宣扬儒道去周游列国,可是天下爱好他的仁、称赞他的义,并为他奔走效劳的门徒只有七十人。这是因为看重仁的人很少,能够做到义是很难的啊。所以天下那么大,愿意为他奔走效劳的门徒只有七十人,而真正实行仁义的仅有仲尼一人。鲁哀公,是个才智低下的君主,他坐在朝廷里统治着鲁国,国内的百姓没有敢不服从的。百姓总是屈服于权势,权势的确也容易使人服从,所以仲尼反倒做了臣子,而鲁哀公反倒做了君主。仲尼并不是爱慕鲁哀公的仁义,而是屈服于他的权势,所以就仁义来说,仲尼不会臣服于鲁哀公,然而凭借着权势,鲁哀公就可以让仲尼俯首称臣。现在的儒者游说君主,不是让君主凭借必能胜人的权势,而是让君主致力于行仁义,说这样才可以统治天下,这是要求君主必须做到象仲尼那样,要求天下的普通百姓都像仲尼的门徒那样,这种办法肯定是行不通的。
 现在有一个不成材的孩子,父母对他发脾气,他不加悔改;乡人训斥他,他无动于衷,教师教诲他,他不肯改变。把父母的慈爱、人的品德、教师的智慧三样美好的东西,一起加到他身上,然而他始终不被触动,丝毫也不改变。直到地方官吏拿着官府的武器,执行国家的法令,搜捕坏人的时候,这才感到害怕,改变了坏品德,改正了坏行为。所以父母的慈爱还不能够教育好子女,必须要靠官府执行严厉的刑罚,这是由于人们总是受到慈爱就骄纵,见到威势就屈从的缘故。因此十仞高的城墙,即使善于攀越的楼季也不能越过,因为它太陡峭了;千仞高的大山,就是瘸腿的母羊也容易放牧,因为它坡度平缓。所以英明的君主总是立法严峻,用刑严格。一丈左右的布帛,一般人见了也舍不得放手;熔化着的百镒黄金,即使是盗跖也不敢去拿。不一定会受害时,一丈左右的布帛也不肯丢掉;一定会烧伤手时,就是百镒黄金也不敢去取。所以英明的君主一定要坚决执行他的刑罚。施行奖赏应该优厚而且要说到做到,使人们认为有所贪图;施行惩罚应该严厉而且要坚决执行,使人们畏惧。法令最好是统一而固定,使人民都知道。所以,君主施行奖赏不随意改变,执行刑罚不会有赦免,用荣誉辅助奖赏不足,执行刑罚的同时随即加他恶名,那么,德才好的和德才不好的人就都会为国家尽力了。
 现在却不是这样。因为他有功劳给他爵位,却鄙视他做官;因为他努力耕作给他奖赏,却轻视他经营家业;因为他不愿意被录用而疏远他,却推崇他轻视世俗名利;因为他触犯禁令而责罚他,却赞美他有勇敢精神。谴责和赞扬、奖赏和惩罚在执行过程中,互相矛盾,所以法律禁令遭到破坏,而百姓越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现在若是自己的兄弟遭到侵犯,就必定帮助他回击,被称作“廉”,如果知心朋友受到侮辱,就随朋友一同报仇,被称作“贞”。“廉”、“贞”的风气形成了,君主的法令就会遭到破坏。君主推崇“贞”、“廉”的品德,却忽视了他们的违犯法令的罪行,所以百姓敢于逞勇犯禁,而官吏不能制止了。不从事农耕就有吃有穿,却说他有本事;不作战立功就获得官爵,却说他有才能。“贤”、“能”的风气形成了,国家的兵力就会削弱,不会荒芜。君主赞赏“贤”、“能”的品德,却忽视兵弱地荒的祸害,那么,谋私利的行为就会得逞,而国家的利益就会荡然无存。
 儒家利用文学扰乱法治,游侠使用武力违犯禁令,然而君主对他都以礼相待,这是造成国家混乱的原因。触犯法治的本该治罪,而那些儒生们却凭着懂得文献经典得到任用;违犯禁令的本该惩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豢养。因此,法治所反对的,正是君主所任用的;官吏所惩罚的,正是权贵们所豢养的。法治所反对的和君主所任用的,官吏所惩罚的和权贵所豢养的,四种情况互相矛盾,而没有固定的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理好天下。所以对仁义的人不应该称赞,称赞他们就会危害耕战;对搞文学的人不应该任用,任用他们就会扰乱法治。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去向官吏报告。令尹说:“杀掉直躬!”认为他对君主虽然忠心但对父亲却是不孝,因而把他判决治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竟是父亲的不孝之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君主去打仗,三次上阵三次败逃。仲尼问他逃跑的缘故,他回答说:“有个年迈的父亲,我死了就没有人养活他了。”仲尼认为他很孝,便推举他让他做了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竟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人向上报告让君主知道了?仲尼奖励了逃兵,鲁国人更容易投降和逃跑了。君主的利益和臣民的利益,是如此的不同,而君主既称赞个人谋私利的行为,又想谋求得到国家的利益,是一定不会有希望的。
 古代苍颉造字的时候,他把为自己盘算的叫做私,把与私相背的叫做公,公私的相对立,是苍颉早已知道的。现在却认为公私利益相同,是没有明察造成的祸患。那么为个人打算,没有比修养品德、学习文学的办法更好了。品德修养好了就可以被君主信任,被君主信任就可以获得官职;文学学习好了就可以成为明师,成为明师就可以显贵荣耀。这是个人最美满的事了。但是没有功劳却获得官职,没有爵位却显贵荣耀,如此治理政事,国家就一定会混乱,君主的地位也一定会面临危险。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杀敌的受奖赏,却又重视仁慈的品德;攻克敌城的受爵禄,却又信奉兼爱的学说;用坚甲砺兵的办法来防备战祸,却又赞美宽袍大袖的服饰;富国靠农民,御敌靠士卒,却又尊崇研究经典的儒生;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却去豢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像这样做,想求得国家的太平和强盛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时收养儒和游侠,战争到来时却要用甲士,国家给予利益的人,不是国家所要用的人,国家所要用的人,却得不到国家的利益。所以从事耕战的人荒废了自己的事业,而游侠和儒生却一天一天地多起来。
 况且社会上所说的贤,指的是忠贞诚信的行为;所说的智,指的是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深奥玄妙的言辞,就是智慧极高的人难以理解。现在为民众制定法令,竟使用连智慧极高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那么百姓就没法懂得它。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不会去追求精美的饭食;连粗布短衣都穿得破损不全的人,不会去渴望有刺绣的华丽服装。治理国家大事,如果急切的事情还没有办好,那么可以从缓的事情就不必忙着去办。现在用来治国的政治措施,那些民间习以为常的事理,或是普通男女都明白易知的道理都一概不用,却去好慕智慧极高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这种作法跟正确的治国之道是违反的。所以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不是百姓所需要的。至于尊崇忠贞诚信的行为,就必须尊重诚实不欺的人,其实诚实不欺的人,也没有使人不搞欺骗的办法。平民百姓相互交往,没有富厚的钱财可以互相利用,也没有权势可以互相威胁,所以才寻求诚实不欺的人。现在君主处于统治别人的地位,拥有整个国家的财富,握掌着重赏严罚的大权,可以处理好用术所洞察到的问题,即使有田常、子罕一类的臣子,也不敢进行欺骗,为什么要期待诚实不欺的人呢?当今忠贞诚信的人很少,而国内需要的官吏却数以百计,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诚信的人,那么忠贞诚信的人数不能满足官职的需要。人数不能满足官职的需要,那么能够把政事治理好的人就很少,而会把政事搞乱的人就多了。所以英明君主的治国之道,在于专一地用法而不追求用智,坚定地用术而不崇尚诚信,这样法治不会败坏,而群臣也不会有奸诈的行为了。
 现在君主对于言谈,总是喜欢巧言善辩而不追究它是否正确;用人做事,只是欣赏他的虚名而不责求他的功效。所以天下的人们,那些擅长言谈的都致力于巧言善辩却不切合于实用,所以导致称颂先王、高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可是国家的政局仍不能免于混乱。那些所谓注重自身道德修养的人,竞相标榜清高,却跟国家提倡的耕战之事背道而驰,所以真正有才能的人便隐居深山,归还君主的俸禄而不愿意接受,致使国家的兵力免不了削弱。国家的兵力不能免于削弱,国家的政治不能免于混乱,这种局面造成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由于人们所称赞的,君主所尊崇的,都是使国家混乱的做法。现在国内的百姓都在谈论治国的问题,收藏商鞅、管仲关于法令著述的人几乎每家都有,可是国家却越来越穷,这是因为空谈农耕的人多,而真正种地的人少;国内的百姓都在谈论军事的问题,收藏孙子、吴起兵书的人几乎每家都有,可是国家兵力却越来越弱,这是因为空谈打仗的人多,而真正披甲上阵的人少。所以英明的君主要使民力进行耕战,不听信他们空谈;要奖赏耕战的功劳,坚决制止对国家无用的活动。这样百姓就会竭尽死力来报效君主。耕地用力是很劳苦的,可是百姓中从事农耕的都愿意干,他们说:可以由此富足起来;打仗的事情是很危险的,可是百姓中参军打仗的人都愿意干,他们说:可以由此获得显贵。现在研究文学,熟悉言谈,没有农耕的劳苦却享有富足的实惠,没有征战的危险却获得显贵的尊位,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干呢?结果许多人去从事智辩活动,极少的人从事耕战。从事智辩的人多了,法治就会败坏;从事耕战的人多了,国家就会贫穷。这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
 所以英明君主的国家,摈弃古代的经典,而以法令做教材;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教师;制止游侠刺客的凶悍活动,而把杀敌立功视为勇敢。所以国内的百姓,那些擅长言谈的人一定要遵循法令讲话,从事劳动的人让他们都回到农业生产中去,逞勇的人让他们全部到军队中去服务。这样太平时期国家十分富足,战争时期兵力也很强盛,这就是统一天下的资本。既积蓄了统一天下的资本,又能利用敌国的弱点,那么超过五帝赶上三王,一定要采用这一种办法。
 现在却不是这样,儒生和游侠在国内胡作非为,纵横家在国外造成自己的声势。他们内外一同作恶,在这种情况下去对付强大的敌人,不是很危险吗?群臣中谈论外交事务的大臣,不是参与了合纵或连横的一党,就是对某国怀有报仇的私心,想借助国家的力量来报复。合纵,就是联合许多弱小的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国;而连横,就是事奉一个强国去攻打许多弱小的国家。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办法。现在那些主张连横的大臣们都说:“不事奉大国,遇强敌就要遭殃。”事奉大国一定要有实际行动,那就得献出本国的地图,呈上国君的印玺而俯首请命。献图割地,国土就会缩小;呈上印玺,君主的声望就会降低。国土缩小国家就削弱了,君主的声望降低政治就要混乱了。事奉大国参与连横,还没有看到它的利益,却已丧失了国土,搞乱了政治。那些主张合纵的大臣们都说:“不去援救小国而打击大国,就会失去天下各诸侯国的信任,失去天下各国的信任,国家就危险,君主的地位就降低了。”援救小国一定要有实际行动,那就得起兵对抗大国。援救小国未必能使小国保存下来,而对抗大国未必没有疏失,有疏失就会被大国制服。出兵作战军队就会吃败仗,退军防守城池就会被攻破。援救小国参与合纵,还没有看到它的利益,却已丧失了国土,让军队吃了败仗。所以,事奉强国,就会让搞连横的人借助国外的势力在国内捞取官职;援救小国,就会让搞合纵的人借助国内的权势在国外得到好处。国家没得到丝毫利益,而那些搞连横、合纵的人却把封地和厚禄捞到手了;君主的地位低下了,而臣子们的地位却高了;国家的土地被削割了,而那些权门豪族却富足了。事情成功了,那些人就靠猎取的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失败了,那些人就靠获得的财富退职闲居。君主听信了纵横家的游说,事情还没办成就给了他们很高的爵位俸禄;事情失败了而不予以惩罚,那么,那些游说之士谁不愿意用猎取名利的花言巧语谋取爵禄,而希望在事败之后能侥幸地免祸呢?所以国破君亡局面的出现,都是因为听信了纵横家的虚言浮辞所造成的。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君主分不清公和私的利益,辨别不清正确与错误的言论,并在纵横家事败之后没有坚决执行刑罚。纵横家们都说:“进行外交,收效大的可以称王天下,收效小的也可以保证本国安定。”所谓称王天下,是说能进攻别的国家;保证本国安定,是说不可能被别国攻破。国家强盛,就能进攻别的国家;国家安定,就不可能被别国攻破。国家的安定和强盛不能求助于外交活动,只能从搞好内政中去取得。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却在外交活动上花费脑筋,那是达不到国家的安定强盛的目的的。
 民间有句谚语:“衣袖长便于跳舞,本钱多好做买卖。”这是说条件多事情就容易取得成功。所以如果国家安定强盛,就为他出主意;国家衰弱混乱,就很难替他想办法。所以为秦国出计谋,即使改变十次也很少失败;为燕国出计谋,即使改变一次也很少成功。这不是说替秦国出计谋的人一定聪明,替燕国出计谋的人一定愚蠢,而是因为两国“治”和“乱”的条件不同。所以周背离秦国搞合纵,只一年工夫就被秦国攻陷了;卫背离魏搞连横,半年工夫就被魏国灭亡。这就是说西周是由于合纵而毁灭,卫国是由于连横而覆亡。假使周、卫两国不急于实施合纵和连衡的计划,而将他们国内的政治严加整顿,彰明法律禁令,坚定地实行赏罚,充分利用地力来增加积累,让他们的百姓拼死坚守城池,天下各国即使夺得了他们的土地也只能捞得不多的好处,而进攻他们却会伤亡很大,那么,就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强国也不敢在这样的坚城之下把自己拖垮,而让别的强敌趁着自己的疲惫来整治自己,只有这才是使国家绝对不会灭亡的方法,丢掉使国家绝对不会灭亡的方法,而去干势必亡国的事情,这是治理国家的人的错误。在外交上无计可施,在内政上造成政治的混乱,那么国家的灭亡便不可挽救了。
 人们的通常的打算,都是追求安全和利益而避开危险和困苦。现在让他们去作战,前进就会被敌人杀死,后退又要受军法的惩处,那他可够危险的。抛弃了个人的家事,坚决去承受作战的穷苦,家庭有困难上面也不过问,那他家可够困苦的。面临困苦和危险的处境,百姓怎能不逃避呢?所以他们就去事奉私门贵族,这样就具备了免除兵役的条件,免除兵役的条件具备了就可以远离战争,远离战争就可以保证安全。用钱财进行贿赂并去投靠当权者,就可以使自己要求得到满足,要求得到满足了,就能保证自身安全。保证自身安全是明摆在那里的利益,怎能不追求呢?这样,为君主服务的就少了。而为权臣服务的人就多了。
 英明君主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使工商业者和游手好闲的人尽量减少,而且使他们名位卑贱,因为从事农耕的人太少而经营工商业的太多了。现在社会上向君主亲近的侍臣请托的风气很盛行,这样官爵就可以买到;官爵可以买,那么工商业者的地位就不卑贱了。投机倒把的商业活动可以在市场上通行,那么商人就不会少了。奸商搜刮到的财富超过农民收入的几倍,获得的尊位又超过从事耕战的人,这样光明正直的人就会减少,而从事工商的人就会增多。
 所以造成国家混乱的社会风气是:那些学者,称颂先王之道借重仁义进行说教,讲究仪表服饰而又修饰言辞,用来扰乱当代的法治,惑乱君主实行法治的决心。那些纵横家,虚构事实说谎弄假,借助于别国的力量,来谋求个人的私利,却把国家的利益抛在一边。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用来显扬他们的名声,而违犯国家的禁令。那些逃兵役的人,聚集在权臣贵族门下,大行贿赂,依仗权贵的请托,逃避从军作战的劳苦。那些工商业者,制造粗劣的器物,聚集一些不细不好的布帛米粟等生活必需品,囤积起来待机出售,来谋取农民的利益。这五种人,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象蛀虫一样的人,不收养光明正大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现残破覆亡的国家,地削国灭的朝廷,也是不足为怪了。
 赏读
 本文洋洋洒洒五千余言,根据古今社会变迁的实际情况,论述政治的合理性,指责当时的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依附贵族的人)、工商者是无益于耕战而有害于社会的五种蛀虫,应把它们除掉。从而表现作者重视耕战(农业和军队),除五蠹的思想。文章纵谈古今,善于用浅近的事物来阐述深刻的道理,逻辑谨严,分析透彻,笔锋犀利,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战斗性。特别是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在痛斥“五蠹”的同时,还抨击了时政,并从正面提出了重文尚武、以法治国的主张,是十分可贵的。但是,韩非把少数“圣人”的功绩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把广大人民说成是屈服于权势的顺从者,这是不正确的,具有一定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读者阅读时应予注意。

《五蠹》 - 中外文学著作 - 可可诗词网

《五蠹》

 散文。韩非作。见《韩非子》。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根据社会变迁进化的具体情况,论述了必须进行法治的道理和实行法治的好处,批判了危害法治的“学者”(儒家)、 “言谈者”(纵横家)、 “带剑者”(游侠)、 “患御者”(逃避兵役者)、 “商工亡民”等五种人,指斥他们为“蠹”(蛀虫),认为应该清除。这篇文章是韩非论述法治的代表作,论证充分,逻辑性强,利用寓言故事、历史传说进行说理,有说服力,语多排偶,很有气势。

“五蠹”全文、注释、翻译和点评赏析 - 先秦散文 - 可可诗词网

五蠹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11)。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12)。近古之世,桀纣暴乱(13),而鲧、禹征伐。今有抅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14),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15),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鲧、禹、汤、武之道通于当今之世者(16),必为新圣笑矣(17)。是以圣人不期修古(18),不法常可(19),论世之事(20),因为之备(21)。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22),兔走触株(23),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24),冀复得兔(25),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26)。今欲以先王之政,当世之民(27),皆守株之类也。
 
 【注释】 ①蠹(du杜):蛀虫。五蠹,指当时危害社会、蛀食国家的五种人:儒家学者、言谈纵横家、游侠带剑者、逃避兵役的人、工商业者。韩非认为他们无益于耕战,应当加以清除。 ②上古之世:相当于原始社会的原始群时期,下文的“中古之世”相当于氏族公社时期。“近古之世,”则相当奴隶社会。 ③胜:制止。 ④作:出现。 ⑤构:架。 ⑥王(wang音旺):天下,为天下王。 ⑦有巢氏:传说是发明巢居的人。 ⑧蓏(luo音裸):此指野生瓜类。蚌蛤(ge音格),蛤蜊(li音梨)。 ⑨燧(sui音碎):可以钻燃取火的木材。 ⑩说:通“悦”。 (11)燧人氏:传说发明钻木取火的人。 (12)鲧(gun音滚):禹的父亲。决,疏导。渎,水道。 (13)桀、纣:夏桀、商纣都是昏乱亡国之君。 (14)今:如果,夏后氏之世,指夏朝。 (15)殷:即商朝。商曾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市西),故称商为殷,或殷商。 (16)美:赞美。(17)新圣:新时代的圣人。 (18)期:期望,羡慕。修,远。 (19)常可:永远适宜的办法,指传统惯例。 (20)论:研讨。 (21)备:准备,措施。 (22)株:露在地面的树根。 (23)走:跑。 (24)释:放下。耒(lei音垒):翻土农县。 (25)冀:希望。 (26)身:自己,指宋人。 (27)先王:指尧、舜、禹、汤、武。
 
 【今译】 上古时代,人民少而禽兽多,人民不能制止禽兽虫蛇的危害。有圣人出现,用树枝架成鸟窝一样的住处以避免野兽的侵害,人民喜悦他,使他为天下之王,称他为有巢氏。人民吃的是瓜果蚌肉蛤蜊,腥臊难闻,伤害肠胃,人民多生疾病。有圣人出现,钻木取火烧熟以除腥臊气味,因而人民喜悦他。推崇他为天下之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的时代,天下发大水,鲧和禹乃疏通江河。近古时代,夏桀、商纣暴戾昏乱,商汤、周武王兴兵讨伐。在夏后氏的时代如果有人架木作巢、钻木取火,必定为鲧、禹讥笑;在殷、周时代如果有人疏通江河,必定为商汤、周武王讥笑。这样,那么如果在现在社会有人赞美尧、舜、鲧、禹、汤、武的统治方法,必定被新时代的圣人讥笑。因此,新时代的圣人不羡慕远古,不效法传统的陈规,而是研究当代的形势,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宋国有位耕地的人,地中有个露出地面的树根,兔子奔跑撞在树根上,碰折脖子死掉了,耕地的宋人因而放下手中的锄头而守着那棵树根,希望又得到兔,兔子当然不能再得到,他自己被宋国人讥笑。现在还想用先王的政治来治理当代的民众,就象守株待兔一样的可笑。
 
 【集评】 宋·陈详道:“修古法则,滞而不通,故设为守株待兔之喻。”(见《韩非子品汇释评》)
 宋·吕吉甫:“自上古之世叙到殷、周,又直说到今世,见尧舜之道不可行于夏、商,世变代更已然,矧欲行古道于今时乎!总是古法不足,如苟卿‘法后王’之论是也。”(见明·陆可教《韩非子玄言评苑》)
 明·陈深《韩非子品节》:“主意在此”(按,指“今有美尧舜”两句。)
 明·张榜:“起二句来得开大骏发。”
 明·孙矿‘劲而多波,肆而藏骨,议论奇辩难透,是韩子之隽,昔人与《孤愤》、《说难》同称。当以今古立论。(以上两条见日人·蒲坂园《定本韩非子纂闻》)
 日人·藤泽南岳《评释韩非子全书》:“文章苍古,第一段。”
 又:“守株之喻,千古谈柄。”
 
 【总案】 越世高论,是诸子散文共有的特色。此篇是韩非子一篇大文章,前半部分每段先由古代推论,而以言当世之治。此段以上、中、近古三世灾害、食居徐徐论起,这些最切近的事实,说明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治理当今之世,必须采取新的措施,提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名论,顺手拈出“守株待兔”寓言,说明“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乃不识时变,必为新圣笑,切近事配合浅近寓言,文字古朴,不露锋芒,至段末乃“立片言以据要”,回视前文,无不缘此设论。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令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贷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注释】 ①丈夫:泛指成年男子。 ②事力:用力,从事耕织劳动。养:供养,衣食。 ③自治:自然安定。 ④大父:祖父。⑤倍赏:加倍赏罚。
 
 【今译】 古代成年男子不耕地,草、树的果实足够吃用;妇女们不纺织,野兽的皮革足够穿衣。不从事耕织劳动,衣食供养充足。人口少而财物有余,所以百姓不争夺。因此,厚赏不推行,重罚不使用,而老百姓自然安定。当今社会,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为多,每个儿子又生五个孩子,祖父未去世就有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口繁众而货物财富缺少,耕织劳累而衣食供养微薄,所以人们争夺财富,虽然加倍赏赐加重刑罚仍不免于混乱。
 
 【集评】 明·门无子《韩非子集评》:“每转皆从古事说起。”
 又:“文字不贵迂谈,须以近人情切事实为主,此文近之。”
 又:谓今人口众多数语,“如此推究更明爽”,“此等话头皆切事情。”
 明·唐荆川评此段开头:“脱胎换骨之妙。”
 明·杨升庵:“喻妙更明爽。”(按,指“今人有五子”数句。) (以上两条见明·归有光《诸子汇函》)
 日人·藤泽南岳《评释韩非子全书》:谓“今人有五子”数句“倍蓰无数。”
 
 【总案】 此段以古今人口的多寡,阐明供养财富的厚薄的变化,指出“民争”、“不免于乱”是当今社会的特点。为下文以法为教逐段立论。结构上以人口紧扣住上文衣食住居,全从经济设论,语言简明透晰。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完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11),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12),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13)。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絮驾(14),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15)。夫山居而谷汲者(16),媵腊而相遗以水(17);泽居苦水者(18),买庸而决窦(19)。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20);穰岁之秋(21),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22),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23),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24),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橐(25),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26)、论薄厚为之政(27)。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28),称俗而行也(29)。故事因于世(30),而备适于事(31)
 
 【注释】 ①茅茨:茅草盖的屋顶。翦:通“剪”,修剪。 ②采椽:栎木做的椽子。斫:砍削,雕饰。 ③粝(li音梨)粢(zi音资):泛指粗劣食物。粝:粗米。粢:谷类。 ④藜藿之羹:野菜汤。藜:草本植物,嫩叶可吃。藿:豆叶。 ⑤麑(ni音尼)裘:泛指质量差的兽皮衣服。麑:小鹿。 ⑥葛衣:泛指粗布衣。 ⑦虽:即使。监门:看门的人。服养:衣食。 ⑧身:亲自。锸(cha音插):锹。 ⑨股:大腿。胈(ba音拔):肌肉。 ⑩胫:小腿。 (11)臣虏:奴隶。 (12)去:舍弃。 (13)多:赞美。 (14)絮(xie音协)驾:把马套在车辕上。此指乘车。 (15)薄厚:利益的大小。 (16)谷汲:到山谷取火。 (17)媵(lou音楼):楚国人二月间祭祀饮食神的节日。腊:周历十二月祭祀百神的节日。遗(wei音位):赠送。 (18)泽:洼地。苦水:苦于水劳。 (19)买庸:出钱雇工。庸:同“佣”。窦:通“渎”,水道沟渠。 (20)饷(xiang音响):供给食物。 (21)穰:庄稼丰收。 (22)骨肉:泛指亲人。 (23)易:看轻。 (24)鄙:贪吝。 (25)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土’当作‘士’: ‘士’与‘仕’同。‘橐’与‘托’通。”土橐:仕进和依附贵族。(26)多少:指财富的多少。 (27)厚薄:指权势的轻重。 (28)戾(li音利):凶暴。 (29)称(chen音趁):适合。 (30)因:随。 (31)备:设置,措施。
 
 【今译】 尧称王天下时,用茅草覆屋,不加修剪,用栎木做椽,不事雕斫;用粗粮做饭,用藜叶、豆叶当菜汤;冬天穿质量差的兽皮衣服,夏天穿葛布粗衣;即使守门人的吃穿自奉,也不能比这再简薄欠缺。禹称王天下时,亲自拿着耒锹作为民众的表率,累得大腿消瘦,小腿上的汗毛也磨掉了,即使是奴隶的劳动,也不比这更苦。以此说来,古代人让掉王位,不过是抛弃看门人那样微薄的供养,而离开奴隶般的劳苦而已,所以古代人把天下传给别人也不值得称赞。现在的县令,一旦死后,子孙接连几代有马车坐,所以人们看重县令的位置。因此,人们在让位这件事上,可以轻易地辞掉古代的王位,却难以舍弃今天县官的职位,是因为利益的轻重不同。住在山上要到山下谷底打水的人,遇到节日,用水作为礼物相互赠送;住在低湿洼地饱受水涝灾害的人,而要雇人挖渠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季,就是幼小的弟弟也不给他食物;丰年的秋季,即使生疏的客人必定以食物款待。这并不是疏远同胞兄弟而反爱过路客人,是因为粮食多少不同。因此,古代人看轻财物,并非出于仁爱,而是财富丰多的缘故;现在的人争夺财富,并非品德贪鄙,而是财富太少的缘故。轻易地辞掉天子职位,并非高尚品德,而是天子的权势太小;竞争官职依附贵族,并非品德卑下,而是因为权势太大。所以圣人推究社会财富的多少,考虑权势的轻重,然后采取政治措施。因此,刑罚轻并不是仁慈,诛戮重并不是暴戾,无非适合世俗所宜而推行。所以政事随时代而变化,而一切措施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政事。
 
 【集评】 宋·林希逸:“非见五蠹之民浮言乱国,遂谓《诗》、《书》不如法律,仁义不如耕战,至欲去文学而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皆愤世之词也,而其流遂为焚坑之祸,而非亦不知其至此也。若其文之怪奇高妙,则西汉以后不如之远矣。”
 明·闵如霖: “两段事前欲严刑,后欲气力。” (按, “前”指此段,“后”指下段。以上两条见(《韩非子品汇释译》)
 明·孙月峰:“波澜辞采。”(按,指“山居谷饮”数句。)
 又:“连五‘非’字,有态。”(以上两条见明·门无子《韩非子集评》)
 明·陈深《韩非子品节》:“李斯、二世多称引此语。”(按,指“茅茨不翦”数语。明·焦竑《韩非子品汇释译》谓为明·王慎中语。明·归有光《韩非子汇函》则谓赵定宇语。)
 明·杨升庵:“二语毒。”(按,二语指“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见明·归有光《诸子汇函》。)
 
 【总案】 前二段言衣食住居,此段逐渐转入权势地位,处处以古今实异作比照。古天子不如今县令,说明社会发展,世俗变异。苦水遗水、饥穰二喻,说明财富的多寡、权势的轻重,决定古今的辞让争夺与否,因而应从财富、权势——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着眼而施政,所以得出“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注重变化的“事”的结论。此段文字有显明对比,波澜多姿的比喻,比喻中又有对比,用笔透爽劲健,取喻切实。叙尧、禹语,精洁形象,五“非”字句否定短促,反复层层阐明事理,句句着力,无一松懈,而逼出末句的结论。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11),铁铦短者及乎敌(12),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13)。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14)。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15)。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16),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17)。”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18)。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19)。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20)。去偃王之仁(21),息子贡之智(22),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23),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注释】 ①丰:在今陕西户县东北,沣水以西。镐(hao音号),在今西安市西南,沣水以东。周文王从岐山周原迁于丰:武王又从丰迁于镐。 ②方:方圆,指面积。 ③怀:感化。西戎,周代西北部的少数民族。 ④徐偃王:周穆时徐国的国君。徐国在今安徽泗县一带。汉东:汉水以东。 ⑤割地:纳地结交。 ⑥荆文王:即楚文王。荆:楚的别称。 ⑦有苗:苗,三苗,古代长江流域的少数民族。有:专有名词词头,无义。 ⑧上:通“尚”,崇尚。 ⑨修教:修治教化,推行德教和精神感化。 ⑩干:盾牌。戚:斧类兵器。把用于作战的兵器而用作舞蹈的道具,这是德化的一种形式。 (11)共工:古史传说中带有神话色彩的人物。 (12)铦(xian音先):铁锸一类的武器。手:于,被。(13)备:指措施。 (14)争于气力:在力量上较量。 ( 1 5 ) 子贡:孔子的学生,长于辩说。 (16)辩:说得巧妙。 (17)斯:此。 (18)去:距离。门:指都门。界:国界。 (19)削:削地,土地被割夺。 (20)所以:用来。持:主持,管理。 (21)去:弃。 (22)息:废止。 (23)循:依,用。敌:抵抗。万乘(sheng音剩):万辆兵车,指兵力强大的国家。
 
 【今译】 古时周文王居处丰、镐之间,土地面积不过一百平方里,施行仁义而感化西戎,于是称王天下。徐偃王居处汉水以东,土地面积五百平方里,施行仁义,纳地朝奉徐国的有三十六个国家。楚文王担心徐国强大而威胁自己,就发兵讨伐徐国,于是消灭了徐国。所以周文王施行仁义而称王天下,徐偃王施行仁义而丧失徐国,可见仁义适用于往古而不适应于当今。所以说:时代不同,事情就要随着变化。在舜的时代,有苗民族不服从管辖.禹要去讨伐。舜说:“不行。我们崇尚道德不充分而动用武力,这不合乎正确的原则。”于是修治教化,推行德教和精神感化三年,拿着作战的兵器“”戚去跳舞,有苗才臣服。到了共工作战的时候,武器短的被敌击中,铠“甲”不坚固的身体被伤。这说明拿着干戚跳舞去进行教化的办法,只适用古代而不适用现代。所以说:情况变了,措施就要相应改变。上古时在道理上竞争,中古时在智谋上角逐,当今则在军事力量上较量。齐国将要攻打鲁国,鲁国派子贡游说齐国。齐人说:“您的话不是不动听,但我们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所说的那一套话。”于是发兵讨伐鲁国,在距离鲁国国都城门十里为国界。所以徐偃王施行仁义而徐国灭亡,子贡依靠智谋巧辩而鲁国被侵削。由此说来,仁义、辩智都是不能用来管理保全国家。抛弃徐偃的仁义,废止子贡的辩智,用徐国、鲁国的兵力抵抗强大的国家,那么齐国、楚国的欲望就不能在徐国、鲁国得到实现。
 
 【集评】 明·焦竑《韩非子品汇释评》:“王荆石曰:转折轻捷,议论最切事情。”(按,指“当尧之时”一节。)
 明·张宾王曰:“园转变化,百出百(“百”,疑当作“不”。)穷,而条理秩如独丝。文彩扶疏,气势蓬勃。”(见明·归有光《韩非子汇函》)
 
 【总案】 开头至此四段为全文第一部分。逐段由古而论及今,备言古今变化不同,“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看法贯穿前后。此段分三层专从持国备略阐发,“世异则事异”一层,“事异则备变”一层,以气力持国一层,全以治国史事为论据。文字较前舒缓园转,但气势蓬勃,议论透辟,昭然若揭。引人思索守株不仅无兔可待,反而幡然有害,去仁息智,强化气力,则是唯一治国途径。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悍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11),君为流涕(12)。”此所举先王也(13)。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14),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15),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16),君虽厚爱,奚遽不乱(17)?今先王之爱民(18),不过父母之爱子(19),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20),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21),非以为治也(22)。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23),不听其泣(24),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注释】 ①俗:习俗,指社会情况。 ②备:设备,政治措施。 ③急世:急剧变动的时代。 ④辔策:马缰绳、马鞭子。悍马:烈马。 ⑤知:通“智”。 ⑥天下:指天下一切人。 ⑦如父母:象父母看待子女一样。 ⑧明:证明。然:这样。 ⑨司寇:古代掌管刑狱的高级官员。 ⑩举乐:奏乐。 (11)报:判决。 (12)此引语数句撮举儒家之行事。 (13)举:称举。 (14)推是言之:从这点推论说。 (15)先:超过。父母:指父母锤爱。 (16)见:同“现”:表现。 (17)奚:何。遽:即,就。 (18)今:如果。 (19)不过:不超过。治:指家庭和睦。 (20)且:况且。夫:那种。 (21)效:显示,表示。 (22)以为:用来作为。 (23)胜:先,重视。 (24)听:顺。
 
 【今译】 古代和现在的社会情况不同,新旧时代的政治措施有异。假如想用宽大和缓的仁政来治理急剧变动时代的民众,犹如没有缰绳和马鞭而去驾驭烈马,这是不明智的祸害。现在的儒家、墨家都称颂先王爱天下的一切人,看待民众就象父母看待子女一样。拿什么来证明是这样的呢?儒家说道:“司寇行刑时,国君为此而不奏乐;闻听到死刑的判决,国君就为之流泪,这就是儒墨二家所称举的先王。他们认为君臣关系如果做到象父子一样,那么国家一定得到治理,从这点推论说,天下应当没有不和睦的父子。从人的感情看,没有能超过父母对子女的慈爱了,父母都爱子女而家庭未必和睦,虽然非常锺爱,怎么就能不忤逆?如果先王爱民,不能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儿女未必不忤逆,那么民众怎么就一定能治理得好呢?再说按法律执行刑罚,君主却为之流泪,以此表示仁爱,这是不可以用来治国的。同情流泪不愿行刑,这是仁爱,然而不能不施刑,这是法度。先王把依法行刑放在首位,而不顺着慈善的心肠去废法,那么仁慈不能用于治国的道理也就十分清楚了。
 
 【集评】 明·孙月峰:“总是尚法意,中分三节。(见明·门无于《韩非子集评》)
 日人·蒲坂园《定本韩非子纂闻》谓以缓政治乱民句是“至透之论。”
 日人·藤泽南岳《评释韩非子全书》:“第二段,又以古今起论。”
 又:“不知时务,此一篇骨子。”
 又: “‘未必治’、 ‘奚遽治’、 ‘非以为治’、 ‘不可以为治’,叠下‘治’字,亦法。”
 
 【总案】 此段写法与前有异,先以“古今异俗”二句承住上文,遽接此前文论点,用乱民悍马之喻,进而推论治国当“胜其法”。以下则就“治”——从家庭的父子的和睦“治”到民之治,推衍出一节波折绵密的比较分析,末了在仁与法的矛盾中,取法去仁,以示乱世当用严法,仁义不足治国。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于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11)。今学者之说人主也(12),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13),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14),此必不得之数也(15)
 
 【注释】 ①固:本来。 ②怀:感化。 ③修行:修养德行。明道:弘扬道德。游海内:周游天下。 ④说:通“悦”。为服役者:为他效劳的人,指孔子的学生。 ⑤盖:发语词。贵:看重。 ⑥一人:指孔子。 ⑦鲁哀公:春秋、战国之际的鲁国君主。 ⑧南面:古代国君临朝南向而坐,以示尊贵。君:君临,统治。 ⑨臣:臣服,服从。 ⑩顾:反而。 (11)乘:凭借。 (12)学者:指儒家。 (13)必及:一定达到。 (14)凡民:平凡百姓。列徒:指孔子的众多学生。(15)得:得到,实现。数:术、方法。
 
 【今译】 况且民众本来就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所感化。孔子是天下的大圣人,修身律己而周游天下,全天下悦慕他的仁、赞美他的义而愿为他效劳的只有七十人,而真正仁义的人只有孔子一个。鲁哀公是个不高明的君主,南面称君,统治鲁国,国内的老百姓没有一人敢不服从。老百姓本来屈服于权势,权势确实容易制服人,所以孔子反而为臣而鲁哀公反倒为君。孔子不是为鲁哀公的义所感化,而是屈服于他的权势。所以根据义,孔子不会臣服于鲁哀公,而凭借权势,哀公就可以使孔子臣服。现在的儒家学者进言君主,不依仗必胜的权势,反说致力于仁义就可以称王天下,这就是要求君主一定做到象孔丘那样,而把世上的平民百姓都当成孔子的门徒,这是一定不能实现的办法。
 
 【集评】 民国·张之纯《评注诸子菁华录》:谓前段,“以不肖子之不受治于父母,喻仁爱之不可为治,是第一层。以泣罪之不能废刑,见仁爱之不足为治,是第二层。”又谓此段,“以海内好仁义者寡,见仁爱不可为治,是第三层。以仲尼之臣服哀公,喻仁反见屈于势,以见仁爱之不足为治,是第四层。”
 
 【总案】 此段以好仁者的多寡,权势移人的轻重,正反两方面,阐明“仁之不可以为治”。两层都以孔子为例,处处都以对比见意。与上段合观,把一个观点从不同角度论述得透晰,于悬珠的比较显示立论的正确无疑,韩子论文的这一显著特色,体现在善于多方面地选择比较的对象。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样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11)。布帛寻常(12),庸人不释;铄金百溢(13),盗跖不掇(14)。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15)。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16);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17),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18)
 
 【注释】 ①不才:不成器。 ②弗:不。 ③谯(qiao)音俏):同“诮”:责骂。 ④胫毛不改:腿上的毛也不改变一根,指丝毫不改变。 ⑤州部:地方基层行政机关。 ⑥推:推行。 ⑦官兵:官府的兵器。 ⑧楼季:魏文侯之弟,善于攀登跳跃。逾:跨越。 ⑨跛牂(zang音脏):跛脚的母羊。 ⑩夷:平坦,指坡度平缓。 (11)峭:严峻。 (12)寻常:八尺为寻,两寻为常。 (13)铄(shuo音硕):熔化。溢:通“镒(yi音益):重量单位。一镒为二十两,或说二十四两。(14)跖:春秋末奴隶起义领袖。掇(duo音多):拾取。 (15)必其诛:坚决执行刑罚。 (16)利之:以之为利,认为它有利。 (17)一:统一,一致。固:固定不移。 (18)不肖:德才不好的人。
 
 【今译】 假如有个不成器的子弟,父母怒责他而不因此而改过,乡里的人责骂他,也不因此而动心,师长教诲他,也不因此而改变过失。父母的爱护、乡邻的品德,师长的智慧这三类一起施加在他的身上,然而他始终不被触动,丝毫也不改变。州部地方官吏,拿着官府的兵器,推行公家法制,搜查坏人,这样他才有所恐惧,变恶为善,改变自己的行为。所以父母的爱护不能用来教育子弟,必须有待于州部官吏的严刑约束,人民本来受到仁爱而骄纵,遇到威势就伏贴听从。因此,不高的城墙,象楼季那样善于攀登的人也不能越过,因此它太险峻了;很高的山,跛脚的母羊却能容易地放牧到山上,那是因为山势平坦的缘故。所以明智的国王严峻地执行刑罚。数尺布缎,普通人不愿意丢弃,百镒溶化滚沸的黄金,任何强人都不敢去拾取。如果没有必然遇到的危害,小的东西也不肯抛弃;一定会烧手时,就连很多金子也不敢去拿。所以明智的君主坚决地执行刑罚。因此施行赏赐没有比得上厚重而信实,使人民有利贪图;执行刑罚没有比得上严峻而坚决,使人民有所畏惧;制定法度没有比得上彼此一致而固定,使人民容易知晓。所以君主施行恩赏不随意改变,执行刑罚不会有赦免,给予奖赏时辅加荣誉,实施刑罚时随即加上恶名,那么贤能的人和庸劣的人都会谒尽全力去办事。
 
 【集评】 明·门无子《韩非子集评》:“‘楼季跛牂’、‘布帛寻常’等语,李斯数称引谏二世。”
 又:“喻中喻皆畏法之喻。”
 宋·陈后山:“喻最迫切,韩子刑名之说,此其最胜矣。”(见《韩非子品汇释评》)
 明·张宾王:“看其脱胎换骨之妙。”(按,指“赏莫如厚”一节与上文语意转换。见明·归有光《诸子汇函》。)
 日人·藤泽南岳《评释韩非子全书》:“倍赏必罚,而法固。真个良术,韩子主脑在此。”
 
 【总案】 韩非《内外储》、《说林》多举事例作喻。刘勰《文心雕龙·诸子》说“韩非著博喻之富”。在他的论文中这个特色也很显明,如此段先设不才子比喻,立骄爱听威之论。再以楼季跛牂的妙喻说明峭法严刑以证前论。复又从前喻生出布帛铄金的比喻,由严刑而论及厚赏。喻喻环扣,喻中生喻。又用对比把每个比喻组成两个对立体,安排严密紧凑。一连串比喻作为论据,不仅说理清楚,而且干净利落,使文章增色不少。抉剔世情,真切通俗的博喻显示切中隐微的思想识力和辩悍凿凿的风格。
 今则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令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随仇者(11),贞也(12)。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13),而吏不能胜也(14)。不事力而衣食(15),则谓之能;不战功而尊(16),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17)
 
 【注释】 ①卑:鄙视。士官:即仕官,做官。士:通“仕”。 ②少:轻视。 ③收:收用。处:疏远。 ④高:推崇。轻世:轻视世间荣辱。 ⑤犯禁:触犯禁令。 ⑥多:赞美。 ⑦悖(bei 音备):违背。缪:通“谬”,谬误:矛盾。 ⑧今:如果。 ⑨攻:指还击。 ⑩廉:方正,刚直有棱角。 (11)随仇:随即报仇。 (12)贞:正直忠贞。 (13)程:通“逞”。 (14)胜:制止。 (15)事力:指从事农耕劳动。 (16)不战功:不作战立功。 (17)私行:谋私利的行为。
 
 【今译】 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国君因士人有功赐封爵位,却鄙视他做官;因农人耕作施予奖赏,却看不起他经营家业;因隐士不愿意被录用而疏远他,却推崇他轻视世间荣辱;因游侠触犯禁令而责罚他,却赞美他有勇气。国君给予臣民的毁誉和赏罚互相矛盾,所以法律禁令被破坏,而民众越发混乱。自己的兄弟如果被人欺凌,一定进行反击,这人就被称为方正刚直;知己的朋友受到侮辱,随即报仇,这人就被称为正直忠贞。方正忠贞的品行既成,君主的法令就遭到违犯。君主尊重这种忠贞、方正的道德,而忘记了他们违反法禁的罪过,所以人们逞勇犯禁,而官吏不能制止。不从事耕作而衣食无缺,就称为有才能;不作战立功而地位尊贵,就称为有贤德。这种“贤能”一经行成,而国家就兵力削弱、土地荒芜。国君喜欢“贤能”的品行,反忘掉兵弱地荒之祸,那么谋私利的行为得到树立,而国家利益却遭到毁灭。
 
 【集评】 晋·郭子玄曰:“此说当世法禁之丧,极切时弊。”(按,指“有功爵之”数句。见《韩非子品汇释评》。)
 
 【总案】 此前所有文字,可以说是“五蠹”的题前语,此段为枢扭,渐渐说到题目上来。“今则不然”,断然语领起,由前文的理性论述,转至对当世时弊的揭示分析;赏罚悖谬则法禁败坏,人主不察则兵荒地弱。“私行立而公利灭”,峻峭语结束。此段文字不尚文采,不涉比喻,但风神凛然,于素朴见其峭深。“论事入髓,为文刺心”(门无子《刻韩子迂评跋》),读来使人“心骇而神功”(张鼎文《校刻韩非子序》),气力光焰,逼人眉宇。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人(11)!”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12),报而罪之(13)。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14)。鲁人从军战,三战三北(15)。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16)。”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17)。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18)。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19),而求致社稷之福(20),必不几矣(21)
 
 【注释】 ①文:文献、礼乐。 ②侠:游侠,即带剑者。 ③离:通“罹”,触犯。 ④先生:儒家学者。取:取用,做官。 ⑤私剑:不守公法而仗剑行凶。养:供养。 ⑥趣:通“取”。 ⑦黄帝:即轩辕氏,据传是原始社会最早的部落联盟首领。 ⑧直躬:人名,据说因正直而得名。 ⑨谒:告谒,告发。 ⑩令尹:楚国最高官职,相当于其他诸侯国的相。 (11)之:他,指直躬。 (12)直:正直,指忠心。曲:违逆。 (13)报:判决。 (14)暴子:逆子。 (15)北:败北,败逃。 (16)莫之养:没有人供养他。 (17)举:称扬。上:通“尚”,崇尚。 (18)赏:赏识,赏誉。 (19)匹夫之行:个人谋私利的行为。 (20)致:获得。社稷:指国家。社:土地神。稷:谷神。 (21)几:通“冀”,希望。
 
 【今译】 儒生以诗书礼乐搅乱国家法度,游侠自持武勇违犯公家法禁,然而国君对他们都给予礼遇,这就是国家混乱的缘故。凡触犯法律的人应处以罪刑,但许多儒家学者却凭文献经典而被录用;凡违犯法禁的人要处以刑罚,但成群游侠却不遵守法令仗剑行凶反被供养。因此,法令所反对的,君主却加以任用;官吏要处罚的,君主却加以供养。法令和任用,官罚和君养,这四种情况相互违反,而无固定准则,即使有十个励行法治的黄帝也不能治好国家。所以,对讲究仁义的人不应该称赞,称赞了就有害于耕战之功;对精通文献经典的学者不能任用,任用了就要扰乱法治。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向官吏告发。令尹说:“杀掉直躬。”认为他对君主虽然忠心,而对父亲却忤逆不道,因而把他判处治罪。由此看来,对于国君是忠直的臣子,对于父亲则是不孝的逆子。有个鲁国人随从国君作战,三战三次败逃。孔子问他败逃的原故,回答说:“我有年老的父亲,如果自己战死就没有人来奉养他。”孔子认为他的败逃是出于孝顺,称扬而推崇他。由此看来,对于父亲是孝子,对于国君就是逆臣。所以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活动就没有人向官吏报告,孔子赞赏逃兵,鲁国人就容易投降敌人和临阵脱逃。君上和下民的利益是这般的不同,君主在推崇个人谋私利的行为时,又去谋求获得国家的利益,一定是没有成功的希望。
 
 【集评】 明·门无子《韩非子集评》:“以前说儒,此处又添出侠来。”(《韩非子品汇释评》谓为宋·刘须溪语。)
 又:“二段皆喻不可以私行害公法。”(按,“二段”指直躬、鲁人两节。明·归有光《诸子汇函》谓为明·孙矿语。)
 明·姜宝:“二段皆喻不可以私行害公法。说得痛切精神。”(见《韩非子品汇释评》)
 日人·藤泽南岳《评释韩非子全书》:开头“二句提起。”
 “此亦至理之语。”(按,指“法之所非,君之所取”数语。见日人·藤泽南岳《评释韩非子全书》)
 
 【总案】 儒家被韩非认为是无益于耕战、乱法败国的最大蠹虫,故作为重点批判对象。远古不可为期,仁义不可为治,从开头写来,一路蜿蜒,层层无不为此立案,至此段方点出“儒”字。首二语豁然劲悍,铸造名句,“立片言以据要”。直躬、鲁人两喻置于归谬法推理中以说明仁义害功,以此求社稷之福,无异于南辕北辙。内在的逻辑力量,凝聚成壁垒森严,务摧敌锋之势。以上是第二部分,说明严刑重罚可以治国,仁义不足治国,并批判国君爱儒养侠的风气。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已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仁义而习文学。仁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兼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11),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12)。举行如此(13),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14),所利非所用(15),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16),而游学者日众(17),是世之所以乱也。
 
 【注释】 ①苍颉(xie音协):一作仓颉:传说为汉字的创造者。书:指文字。 ②环:通“营”,打算。 ③私的本字为“厶”。自相环绕:象征为自己打算。韩非认为构成“公”的“八”是违背的意思。违背“厶”就是“公”的含义。 ④见:被。 ⑤受事:接受官职。⑥政:政治。 ⑦拔:攻克。 ⑧兼爱:厚作“廉爱”,据日人太田方《韩非子翼毳》校改。 ⑨厉兵:磨利武器。厉:通“砺”。难:危难,指战争。 ⑩荐绅:官吏上朝插手版于衣带,因指士大夫有官位的人。此指宽袍大袖的儒服。荐:通捂,插。绅:宽大的衣带。 (11)距:通拒。 (12)属:类。 (13)举行:举动,指政治措施。 (14)介士:披甲的兵士。 (15)所利:给予利益的人。 (16)服事:服役。简:怠慢。 (17)游学:指游侠和学士。
 
 【今译】 古时候苍颉造字,把为自己盘算的称作私,违背私的称作公,公私相互对立,那是苍颉本来就知道的了。现在认为公私利益相同,这是不深入观察的毛病。然而为一般平民着想.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修养仁义、习治文献经典。仁义修养好了就被君主信任,被信任就可得到官职。文献经典钻研好了就可做高明的老师,做高明的老师就显达荣耀,这就是一般人的好处。然而这样就使没有功劳的人却接受官职,没有封爵的人却显达荣耀,如果有这样的政治存在,那么国家必定混乱,君主就必定危险。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是不可并存的。斩杀敌人的应该受赏,但又大力推崇仁慈惠爱的行为;攻克城池的应该受封爵仕禄,但同时相信兼爱的学说。坚固铠甲磨利兵器以防备战争,但又儒者的宽袍大袖;富裕国家凭借农夫,抵抗敌人依恃兵士,但又看重那些文学之士。废弃敬上畏法的人民,反而豢养游侠杀人行凶之徒。如果国君的政治措施都象这样,想要国治兵强是不能做到的。国家太平时豢养儒生和侠客,战祸临头却使用甲兵战士,平时国家给予利惠的人,不是国家所要用的人,国家所要用的人,却得不到应给予的利惠。因此从事耕战的农夫和战士怠慢自己的工作,而游侠和儒生一天比一天多起来,这就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
 
 【集评】 明·赵定宇:“苍颉制字说起更妙,乃无中生有。”(见明·归有光《诸子汇函》。)
 晋·支道林:“刘氏云:黄老之法,不尚繁华,清简无为,君臣自正。韩非之论,诋“駮”浮□,法制无私,而名实相称,故曰‘归于黄老’。”(见《韩非子品汇释评》)
 日人·藤泽南岳《评释韩非子全书》:“提‘公’ ‘私’字以警醒。”
 又:“用二‘然则’字转去。”(按,指“然则为匹夫计”、“然则无功而受事。”)
 又:“一句主眼。”(按,指“不相容之事,不可两立”。
 
 【总案】 此段要在说明既重耕战之士,就不能同时看重儒侠,二者并用则国乱主危,“治强不可得也”。信手拈来看似与治国大略无关的苍颉造字,先立“公私相背”之论。“然则为匹夫计者”,暂舍所论,借言儒侠私美,以便树的待矢。“然则无功而受事”,大势复又一转,回抱前文,转身发矢。经过一番抑扬伸缩,愈见“不相容之事,不两立”论的确凿。再从五个方面,反复阐明兼用耕战之士与儒侠,那么“世之所以乱”,就是推行这个政策的人必食的恶果。此段多用顶真句式和递进连词“则”字与转折连词“而”字,语气连锁而又有波澜。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①;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②。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③。今为众人法④,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⑤。故糟糠不饱者不务梁肉⑥,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⑦。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⑧,而慕上知之论⑨,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⑩,必将贵不欺之士(11);贵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12)。布衣相与交(13),无富厚以相利(14),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15),有一国之厚(16),重赏严诛,得操其柄(17),以修明术之所烛(18),虽有田常、子罕之臣(19),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20)?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21)。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22),固术而不慕信(23),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注释】 ①贞信:忠贞诚实。 ②微妙:深秘玄妙。 ③上智:最聪智的人。 ④法:规范。 ⑤识:知,了解。 ⑥务:求。粱肉:泛指精美饭食。 ⑦短褐(he音贺):粗布短衣。文绣:刺绣的盛服。 ⑧夫妇:指一般男女,即百姓。 ⑨知:通“智”。 ⑩若夫:至于。贤:看重。 (11)贵:看重。 (12)术:办法。 (13)布衣:指平民。交:结交。 (14)富厚:财富。利:资助。 (15)处:占处,据有。(16)厚:即富厚。 (17)得:能。柄:权柄。 (18)修明:高明。术:使用、驾驭群臣的手段。烛:洞察。 (19)田常:即田成子,又称陈成子、陈恒,齐国大臣。前481年,他发动政变,杀掉齐简公,专擅国政。子罕:即皇喜,任过宋国司城。曾劫持宋君。执政跋扈。 (20)奚待:为什么等待。 (21)人:指“贞信之士”。不足官:不足官职需要的人数。 (22)一法:专一地用法。 (23)固术:坚定地用术。
 
 【今译】 况且社会上所认为的贤能,是指忠贞诚实的行为;所认为的智能,指精奥玄妙的言论。精奥玄妙的言论,智慧极高的人都难以懂得。现在作为民众应遵守的法令,用的是智慧极高的人都难以弄懂的精奥玄妙的言论,那么民众当然无法了解它。所以粗劣的饭食尚填不饱肚子的人不追求精美的盛宴,粗布短衣都不完整的人不奢望文彩锦绣的盛服。治理社会的大事,紧要攸关的事还不能办好,那么从缓的事就更不需要考虑了。现在所治理的政事,凡属于民间常事,一般普通民众都明白易知的事不去推行,却偏偏羡慕那高上智慧的言论,这对于治国之道正好相反。所以精奥玄妙的言论,并不是民众所需要的。至于看重忠贞诚实的行为,一定会推崇不搞欺诈的人;不搞欺诈的人,其实也没有使人不搞欺诈的办法。平民相互结交,没有财富以相资助,也没有威权势力来互相恐吓,所以才寻求不欺骗的人。现在的君主占据统治人民的权势,拥有全国的财富,对于重赏严诛,能掌握大权,用高明的治术洞察一切,即使有田常、子罕这样的臣子也不敢欺骗国君,为什么要等待忠诚不欺的人呢?现在忠贞诚实的不满于十,而国内的官职要按百来计算,一定要任用忠诚的人,那么能做官的人不足于官职需要的人数。能做官的人太少,那么治理的人少而乱法的人多。所以英明君主的治国原则,专一地推行法治而不追求智能,坚定地施用术略而不崇尚诚信,因此法治不会败坏,而官吏也无所施其奸诈。
 
 【集评】 宋·楼盼:“微妙之言,愈读愈有奇。”(见《韩非子品汇释评》)
 明·茅鹿门:“微妙之言。”(按,指“糟糠不饱者”三句。)
 明·唐荆川:“‘重赏严诛’即上‘富厚相利’、‘威势相惧’,是脉络贯通处。”(以上两条均见明·归有光《诸子汇函》)
 日人·蒲坂园《定本韩非子纂闻》:“舍势舍术,徒恃彼言,必为所欺。《外储》云: ‘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总案】 《史记·韩非传》说韩非文章“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并全录《说难》一篇。司马迁对法家人物无多好感,但对韩非及其文极为同情和推赏。韩子文“切事情”的特点,于此段可见一端。论切近之事,举切迫之喻,用切实平淡之语,三者熔为一炉。后半言人主处势、修术,舍弃智信,以术察奸,则法不败,是韩非法、术、势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现。“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这在“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恩格斯语)的以兼并而求统一的战国末期,倒不失为一句大实话,大概只有象韩非这样不爱掩饰的人才能道出。
 令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焉。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辨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官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11)。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12)。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13)。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14)?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15)。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注释】 ①说:通“悦”。当:恰当。 ②美其声:欣赏他的虚名。责:求。功:办事的功效。 ③谈言者:长于辞令的人。辨:通“辩”。周:切合。 ④行身者:注重自身道德修养的人。行:修。为高:标榜清高。 ⑤退处:隐居。 ⑥归禄:归还君主给他的俸禄。 ⑦术:道。 ⑧商、管:商鞅和管仲。他们都主张奖励农耕,发展生产。法:指法令之书。 ⑨兵:指军事。 ⑩孙、吴:孙指春秋时的孙武,或指战国时的孙膑;吴指吴起。都是著名的军事家,著有兵书。 (11)被:通“披”。(12)无用:指无用的言行。 (13)上:指君主。 (14)孰:谁。(15)事智:指“修文学,习言谈”的智力活动。
 
 【今译】 现在的君主对于言谈,只喜欢巧辩动听而不过问内容是否恰当;国君用人去做事,只欣赏他的虚名而不责求他办事的功效。因此,天下的众人,那些长于辞令的人专求巧辨动听而不切合于实用,所以称先王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国政就难免出现混乱;注重道德修养的人,竞相标榜清高而不合于实际的功效,因而智士隐居深山,归还所赐给的俸禄而不愿接受,而国家的兵力难免要削弱,国政仍难免于混乱,这是什么原故呢?人民所称赞的,主上所尊重的,都是使国家混乱的办法。现在全国的人民都议论治国大事,收藏商鞅、管仲的法家著作的,家家都有,然而国家越发贫困,这是由于谈耕种的人多,而拿锄头的人少;全国都议论军事,收藏孙子、吴起的军事著作的,家家都有,但国家战斗力愈弱,这是由于谈战争的人多,披甲作战的人太少。所以英明的君主使用他们的力气,而不听他们的谈论;奖赏他们的功劳,坚决禁止无用的言谈。所以民众竭尽死力听从君主。耕地耍用力气很为劳苦,而百姓愿意耕种,他们说:可以因此富有。战争是很危险的事,然而百姓肯去打仗,说:可以因此显贵。现在研治文献经典、研习言谈辞令的人,没有耕种的劳苦而享有富贵,没有作战的危险而据有尊贵的地位,那么人们谁不愿这样做呢?因此许多人从事智力活动而极少的人从事耕战。从事智力活动的人多了,法治就会败坏;从事耕战的人少了,国家就会贫弱:这就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
 
 【集评】 宋·杜希逸:“按李斯之文,为绝品上乘之文,其在先秦号称第一也。然二世、李斯皆能称引《韩子》。当时百家之书尽火,而何《韩子》独存?意其为法律之书,故亦不去也。惜乎韩子以至妙之文,怀不仁之术,而投诸不令之朝,宜其为人以谗谮死也。”(见明·陆可教《韩非子玄言评苑》)
 日人·藤泽南岳《评释韩非子全书》:“‘不免于乱’、‘不免于弱’,共警句。”
 又:“句法劲道。”(按,指“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
 又:“‘富之实’、 ‘贵之尊’,下字清莹。”
 
 【总案】 战国末期充满了纷乱扰攘,韩非以救世者的激切,以全副精神注视现实。此段就是作者对当时社会理性的精彩描绘,指出君主“不责其功”,趋世者就“不周于用”,上有所好,下必风行。只有用富贵导致人们虽危不避、虽劳不惮地披甲执耒,才能避免兵弱政乱国贫的危险。用语造句遒劲迫切,语意挺硬激切,一怀救世心思愈论愈急地布列纸面。一个心眼替君主盘算设想,裸露出韩非的思想个性和气质。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乘敌国之衅,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注释】 ①书简:书籍。 ②捍:通“悍”,强悍。 ③斩首:杀敌。 ④轨:符合,遵从。 ⑤动作者:指劳作的人。归:归属功,指农耕。 ⑥尽:尽力。 ⑦王资:称王的条件。 ⑧畜:通“蓄”,积累。承:乘。衅(xin音信):缝隙:引申为破绽,弱点。 ⑨五帝:一般指古史传说中的黄帝、颛顼(zhuan xu音专虚)、帝嚳(ku音酷)、尧、舜。侔(mou音谋),相等。三王,三代之王,指夏禹、商汤和周文王,周武王三代开国君主。
 
 【今译】 所以在英明君主统治的国家,不用文献典籍而以法令为教材;禁绝宣扬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师,制止游侠的凶悍妄动而鼓励杀敌立功的勇敢行为。这样,全国的民众,那些长于辞令的人必须遵守法令,从事劳作的人必须尽归于农耕,凡是有勇力的人都把勇力用于作战。因此太平时人民努力生产而国家财力殷富,有战争时人民勇于杀敌而兵力强盛,国富兵强,这就是称王的资本。已经积累了成就王业的条件,再利用其他诸侯国的弱点,那么超过五帝,赶上三王,必定是这种法制了。
 
 【总案】 前段主要讥切时事,反面驳论土风;此段设计筹划,正面立论王业。“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是韩非法治思想的重要结晶。语虽无多,而气势鼓动,坚毅雄迈,以一副高蹈阔步昂首远视之貌,收束了第三部分。这一部分进一步分析儒侠对国家的危害,倡导重视耕战之民,王者之业则指日可待。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仇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11)。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12),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伐大未必不有疏(13),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忘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14);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15)。事成,则以权长重(16);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听说于其臣(17),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矰缴之说而侥幸其后(18)?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19)。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20)。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贵于外(21),内政之有也(22)。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23),则不至于治强矣。
 
 【注释】 ①士民:此主要指儒生游侠。 ②言谈者:指在各国之间游说的纵横家。为势于外,借敌国力量造成自己权势。 ③称:举,行。 ④殆:危险。 ⑤外事:指外交。 ⑥分:份,整体中的一部分,指属于。从衡,即纵横,指合纵、连横。 ⑦雠,通“仇”。忠,通“衷”,心思。 ⑧事,侍奉。 ⑨实,指实惠。 ⑩图,国家地图。委,交付。 (11)效玺,指献出君主的印章,表示臣服。 (12)为,参予。 (13)乾道本“伐”作“交”,王焕镳《韩非子选》说: “按上文云‘不救小而伐大’.救小与伐大并言,此处亦当作‘伐大’,疑‘交’、‘伐’二字形近致误。”今据改。 (14)士官,仕官,扬谋取官职。 (15)私家,权门豪族。 (16)长重,长期受到重用。 (17)说,议论。 (18)矰缴(zen g zhuo音增灼),带有细绳的射鸟箭。矰缴之说,比喻用来猎取功名富贵的夸夸其谈。 (19)以,因为。 (20)其后,事后。 (21)责,求。(22)有,取得。 (23)事智,用智。
 
 【今译】 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儒侠在国内为所欲为,纵横家在国外造成自己的势力,他们内外作恶,以此对付强大的敌国,不是很危险吗?所以那些议论外交大事的群臣,不是有属合纵或连横的一党,就是对某国有了私仇,想借国内的力量进行报复。所谓合从就是联合几个弱国攻击一个强国;所谓连衡就是侍奉一个强国以攻击弱国:这都不是安邦定国的办法。现在凡是主张连横的臣子,都说:“不侍奉大国就会被侵略而遭受祸害。”侍奉大国未必有实际好处,必须先献出本国的地图,呈上君主的印章来求得军事上的援助。献出地图就会地域削减,交付印章君主的名分就会降低。地域削减,国家就削弱了;君主名分降低,国政就混乱了。侍奉大国参予连横,还没有看到它的利益,却丧失了土地,搞乱了政治。凡是主张合纵的臣下,都说:“不去援救小国而攻打大国,就会失去天下各国的信任,这样国家就危险了,国家危险,君主的地位也就降低了。”援救小国未必有实惠,则需发兵去抗击大国。援救小国不一定能保存他,而讨伐大国不一定不有疏误,有疏误就会被强国所控制。出兵则军队挫败,退守则城池陷落。援救小国参予合纵,还未见到什么好处,就已丧失土地、军队受挫。因此,侍奉强国,就让那些主张连横的人借助国外权势在国内捞取官职;援救小国,就让那些搞合纵的人借助国内的权势在国外取得好处。国家利益还未树立,纵横家本人的封邑和厚禄倒先都来了。君主虽然卑弱,臣子却尊贵起来;国家土地虽然削减,权门私家却富起来了。事情成功了,他们凭借猎取的权势在国内长期受到重用;事情失败了,他们就靠获得的财富隐居起来。君主听了那些搞合纵连横的臣子的议论,事情还未成功便已有了尊爵厚禄;事情失败而不加诛罚,那么游说的人谁不愿意用猎取功名的浮夸议论在事成之先获得富贵?谁不愿意在事败之后得以侥幸免祸?所以国家破灭、君主死亡都是因为听信了那些纵横家的夸夸其谈。这种后果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由于君主不能明辨国家和私门的利益,对于适当与不适当的话不会审察,而且事败后不坚决惩罚他们。游说的人都说:“如果致力于外交事务,收效大的可以称王天下,收效小的可以获得安全。”所谓称王天下,是说能进攻别的国家;而获得安全,是说不可能被别国攻破。国家强盛,就能进攻别的国家;国家治理得安定,就不可能被别国攻破。国家治理得强盛不能求助于外交活动,只有从搞好本国内政中取得。现在不在国内施行法治措施,而把心思消耗在外交上,那么就达不到治理强盛的目的。
 
 【集评】 明·赵定宇:“以前说许多‘言谈之士’,后卒归于‘从衡’。”(见明·归有光《诸子汇函》)。
 明·归有光《诸子汇函》:“姜凤阿曰:‘详是不行法之弊为祸不浅,读之凛然’。”
 日人·藤泽南岳《评释韩非子全书》:“文势活活泼泼。”(按,指“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数句。)
 
 【总案】 前文批判影响巨大的儒家从仁义忠信不切实用、不使民从、无益于耕战着眼。而纵横家只在犬牙交错的诸国关系的利害指陈上奔骛,所以专就处事活动上剖析其利弊。起乎“今则不然”,笔锋一转,开拓出下文一片新天地。接用“内外”语承上启下,针线细密。顺势先以“不亦殆乎”虚晃一枪的话,引动读者注意,然后步步为营,层层说来。在具体驳斥纵横家时,先分别布列其钻营手段和观点在外交上的失利,连横“献图效玺”会导致地削、名卑、政乱,合纵以抗大国则多有疏漏而为人所制。然后指明纵横家借此以营私利,所谓“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这样看来,听用其言,国家内外都会后患无穷。束了又从“王”与“安”、“强”与“治”,两用二难推理的方式阐明“事智于外”的浮说不可用,而应在国内推行法治以求治强。首尾以未见其利而有其害一线贯穿,层层之间起结严整。“献图效玺”四句双起双承,铸语怵目的“矰缴之说”置于“孰不为”的反诘句中,这些都有“读之凛然”的效果。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心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11),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12),而使强地裁其弊也(13),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14),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外而政乱于内,则亡不可振也。
 
 【注释】 ①鄙谚:俗谚,民间谚语。 ②贾(gu音古):做买卖。 ③工:通“功”:成功。 ④希失:很少失败。希:同“稀”。⑤资:条件。 ⑥周去秦为从:前256年,西周背离秦,参与赵、魏、楚对秦的战争,失败而被秦吞并。周,指西周,以今洛阳为都。前367年,周分裂成西周、东周两个小国。 ⑦期(ji音基)年:一周年。举:拔,攻陷。 ⑧卫:卫国,位于今河南省东北部。卫依附魏国,前253年,离魏依秦连横,被魏灭亡。 ⑨使:假使。 ⑩致:招致:诱导。 (11)天下:指诸国。 (12)顿:困顿,劳困。 (13)裁其弊:指乘其疲弊而加以攻击。 (14)舍:放弃。道,行。
 
 【今译】 民谚说:“袖子长了便于跳舞,本钱多了好做买卖。”这是说条件好的事情容易成功。所以国家安定强盛就容易想办法;国家衰弱混乱,就难于出计谋。因此为秦国出谋划策,变化多次也很少失败;为燕国筹划谋算,变化一次也很少成功。不是替秦国打算的人一定聪明,替燕国考虑的人一定愚蠢,而是因为国家强盛混乱的条件不同。所以西周背离秦国参予合纵,一年后而被秦攻陷。卫国背离依附的魏国与秦连衡,半年后就被魏灭亡。这就是西周由于合纵而灭亡,卫国由于

《韩非子·五蠹》全文、注释和鉴赏 - 可可诗词网

五蠹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注释〕 ① 王(wàng): 称王,即统治。 ② 有巢氏: 传说中发明巢居的人。 ③ 果蓏(luǒ): 瓜果的总称。蓏,瓜类植物的果实。蛤(gé): 蛤蜊(lí)。 ④ 燧(suì): 古代取火的器具。 ⑤ 说: 同“悦”,喜欢。 ⑥ 燧人氏: 传说中发明钻木取火的人。 ⑦ 鲧(gǔn)、禹决渎: 传说鲧是禹的父亲,夏后氏的部落首领。他奉尧的命令治水,采用拦河筑坝的方法,没有成功,被舜杀死;禹接受了他父亲的教训,疏通河道,导流入海,治好了洪水。 ⑧ 桀: 名履癸,夏朝最后一个王。纣: 名辛,商朝最后一个王。 ⑨ 汤: 指商汤,名子履,商朝的开国君主。武: 指周武王,名姬发,灭商朝后建立了周朝。 ⑩ 夏后氏之世: 指夏朝。 ⑪ 殷: 商朝的别称,因为商朝传到盘庚时,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 ⑫ 宋: 诸侯国名,范围包括今河南东部和山东、江苏的部分地区。 ⑬ 耒(lěi): 古代翻土的农具。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注释〕 ① 丈夫: 泛指成年男子。 ② 茅茨(cí): 茅草盖的屋顶。翦: 通“剪”,修剪。 ③ 采椽(chuán): 栎木做的椽子。 ④ 粝(lì)粢(zī): 泛指粗劣的食物。粝,粗米。粢,谷类。 ⑤ 藜(lí): 一年生草本植物,嫩叶可吃。藿(huò): 豆叶。羹(gēng): 浓汤。 ⑥ 麑(ní)裘: 泛指质量差的兽皮衣服。麑,小鹿。裘,皮衣。 ⑦ 葛衣: 用葛的纤维做的粗布衣。葛,一种多年生蔓草,根可吃,纤维可织布。 ⑧ 锸(chā): 锹。 ⑨ 股: 大腿。胈(bá): 肌肉。 ⑩ 胫(jìng): 小腿。 ⑪ 累世: 接连几代。絜(xié)驾: 系马套车,这里是说有马车坐。 ⑫ 膢(lóu): 楚国人二月间祭祀饮食神的节日。腊(là): 祭名,周历十二月(夏历十月)举行,祭祀百神。遗(wèi): 赠送。 ⑬ 士: 通“仕”,做官。橐: 通“托”,依托,指依附贵族。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 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 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注释〕 ① 文王: 指周文王,名姬昌,武王姬发的父亲。丰、镐(hào): 古代地名。丰,位于今陕西户县东北,沣水以西。镐,位于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以东。 ② 西戎: 我国周代时西北部的少数民族。 ③ 徐偃(yǎn)王: 徐国国君。徐,古代国名,位于今安徽泗县一带。汉东: 汉水以东。 ④ 荆文王: 即楚文王,名熊赀(zī),春秋时楚国君主。荆,楚国别名。 ⑤ 有苗: 我国古代长江流域的少数民族,也称三苗。 ⑥ 干: 盾,古代打仗时一种挡住敌人刀、箭的防身武器。戚: 一种像大斧的兵器。 ⑦ 共工: 古史传说中的人物,事迹多带有神话色彩。 ⑧ 铦(xiān): 铁锸一类的武器。 ⑨ 齐: 诸侯国名,范围包括今山东北部、东部和河北东南部。鲁: 诸侯国名,范围包括今山东西南部和河南、江苏的部分地区。 ⑩ 子贡: 姓端木,名赐,春秋末期卫国人,孔丘的学生,善于辩说。 ⑪ 万乘(shèng): 万辆兵车,指拥有强大军队的国家。乘: 战车,每乘包括一车四马,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注释〕 ① 辔(pèi): 缰绳。策: 马鞭子。駻(hàn)马: 烈马。 ② 知: 同“智”。 ③ 司寇: 古代掌管刑狱的高级官吏。 ④ 见: 同“现”,表现。 ⑤ 仲尼: 孔子名丘,字仲尼。 ⑥ 说: 同“悦”。 ⑦ 鲁哀公: 名蒋,春秋末期鲁国国君。 ⑧ 南面: 古代国君临朝时南向而立,表示尊贵。 ⑨ 数(shù): 术,方法。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今则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随仇者,贞也。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而吏不能胜也。不事力而衣食,则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
 
 〔注释〕 ① 弗: 通“不”,下同。 ② 乡人: 同一乡的人。谯(qiào): 通“诮”,责骂。 ③ 三美: 指“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 ④ 州部: 当时的一种地方基层行政机关。 ⑤ 仞(rèn): 古代的高度计算单位,八尺为一仞。 ⑥ 楼季: 战国初期魏文侯的弟弟,善于攀登跳跃。 ⑦ 帛: 丝织品的总称。寻常: 古代长度计算单位,八尺为一寻,两寻为常。 ⑧ 铄(shuò): 熔化。溢: 通“镒”,黄金的重量单位。一镒为二十两,一说为二十四两。 ⑨ 跖(zhí): 春秋末期的著名强盗,被称为盗跖。 ⑩ 缪: 通“谬”。 ⑪ 程: 通“逞”,炫耀。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 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注释〕 ① 文: 文学,指诗书礼乐之类。 ② 侠: 游侠,即带剑者,指行凶逞勇的侠客。 ③ 离: 通“罹”(lí),触犯。 ④ 私剑: 不遵守国家法令而仗剑行凶。 ⑤ 趣: 通“取”。 ⑥ 黄帝: 即轩辕氏,传说中我国原始社会最早的部落联盟首领。 ⑦ 楚: 诸侯国名,范围包括今湖北全部和河南、陕西、湖南、江西、安徽等的部分地区。直躬: 人名,据说他因正直而得名。 ⑧ 令尹: 楚国最高官职,相当于其他诸侯国的相。 ⑨ 社稷: 土地神和谷神,象征国家。 ⑩ 几: 通“冀”,希望。 ⑪ 苍颉(jié): 一作仓颉,传说为黄帝时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 ⑫ 以: 通“已”,已经。 ⑬ 行义: 通“行谊”,品德。 ⑭ 厉兵: 把武器磨锋利。厉,通“砺”。 ⑮ 荐绅: 古时官吏上朝时把手版插在衣带间。这里指穿着宽袍大袖。荐,通“搢”,插。绅,宽的衣带。 ⑯ 距: 通“拒”,抵御。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群官无奸诈矣。
 
 〔注释〕 ① 微妙之言: 深奥玄妙的言辞。 ② 粱肉: 泛指精美的饭食。粱,品种好的小米。 ③ 短褐: 粗布短衣。褐,粗布衣服。文绣: 有刺绣的华丽服装。 ④ 知: 同“智”。 ⑤ 田常: 即田成子,又称陈恒、陈成子,春秋末期齐国执政的卿。子罕: 即皇喜,战国中期任宋国的司城。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辨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 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 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 此世之所以乱也。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注释〕 ① 说: 同“悦”。当(dàng): 适当,恰当。 ② 谈言者: 指长于辞令的人。辨: 通“辩”。 ③ 商、管: 指商鞅和管仲。 ④ 孙、吴: 指孙武和吴起。 ⑤ 被甲: 指当兵。被,通“披”。 ⑥ 书简: 即书籍。古代把字写在竹简上,所以称“书简”。 ⑦ 捍: 通“悍”,强悍。 ⑧ 舋(xìn): 同“衅”,缝隙,引申为弱点。 ⑨ 五帝: 一般指古史传说中的黄帝、颛顼(zhuān xū)、帝喾(kù)、尧、舜。三王: 指夏禹、商汤和周文王、武王等夏、商、周三代的开国君主。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 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敌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于其听说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矰缴之说而侥幸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注释〕 ① 士民: 这里主要指儒生、游侠。 ② 言谈者: 指在各诸侯国之间游说的纵横家。 ③ 从衡: 即纵横,指合纵、连横。 ④ 雠: 通“仇”。忠: 通“衷”,心思。 ⑤ 效玺: 指献出君主的印章,这是取消独立地位臣服他国的表示。玺,君主的印章。 ⑥ 矰缴(zēng zhuó)之说: 比喻用来猎取功名富贵的花言巧语。矰缴,用来射鸟的带细绳的箭,射出后,箭能收回。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外而政乱于内,则亡不可振也。
 民之故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商贾之民多矣。
 
 〔注释〕 ① 工: 通“功”。 ② 秦: 诸侯国名,范围包括今陕西大部、甘肃东南部和四川、河南的部分地区。 ③ 希: 同“稀”,很少。 ④ 燕(yān): 诸侯国名,范围包括今河北北部、中部和山西、辽宁等的部分地区。燕在当时七国中力量较弱。 ⑤ 周去秦为从: 前256年,西周君背离秦国,参加了赵、魏、楚对秦的战争,结果失败,被秦国吞并。 ⑥ 期(jī)年: 一周年。 ⑦ 卫离魏为衡: 指卫与秦连衡而灭亡的事。 ⑧ 故: 通“正”。 ⑨ 辟: 通“避”。 ⑩ 汗马之劳: 指战争的劳苦。汗马,战马弃走而出汗。 ⑪ 私门: 指权门豪族。解舍: 官署房屋。解,通“廨”。一说解舍即免除兵役和徭役。 ⑫ 涂: 通“途”。 ⑬ 趣: 通“趋”。
 
 是故乱国之俗: 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注释〕 ① 籍: 通“藉”,依托,凭借。 ② 为: 通“伪”,虚假。 ③ 五官之禁: 泛指国家的法令。 ④ 弗: 通“费”。 ⑤ 侔(móu): 谋取。
 
 【鉴赏】 “五蠹”,即五种危害社会的蛀虫。在这篇文章中,韩非子把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刺客)、患御者(逃避兵役的人)、商工之民(商人手工业者)这五种人比喻为五种危害国家的蛀虫。
 韩非子的理由是,那些学者称颂所谓先王之道,凭借仁义进行说教,讲究服饰仪表而注意言语修饰,以扰乱国家的法治和君主依法治国的决心;那些纵横辩谈者制造谎言,借助外国的力量,谋求他们的私利,把国家的利益抛在一边;那些游侠剑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宣扬名声,而触犯国家的禁令;那些逃避兵役的人,聚集在权贵门下,行贿请托,躲避战争的劳苦;那些商人和手工业者则制造粗劣的器物,囤积居奇牟取暴利。韩非子认为,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类“蛀虫”,而供养那些光明正大的人,就会削弱朝廷,覆灭国家。
 具体来说,例如那些学者,主要当时的儒家和墨家,他们每天都说尧舜是如何的仁爱,要君主也像尧舜那样爱民如子,以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天下治理好。韩非子认为,听信儒墨学者的话,是根本不可能治理好国家的,就是他们所说的行仁义的先王,“在行刑官行刑时,因此而停止奏乐;听到死刑判决时,因此而为之流泪”,这也是十分可笑的。因为先王“停止奏乐”、“为之流泪”,最后还得要执行判决,怜悯和眼泪治不好国家;治理国家一要靠法治,二要靠权势。没有法治,盗贼遍地;实行法治,成千上万两的黄金,盗跖也不敢去取。没有权威,就算圣人孔子也只有七十个门徒愿为他效力,更不用说当时的君主——如孔子所在的鲁国的君主鲁哀公;而哀公却可以使包括孔子在内的所有鲁国人俯首称臣。
 又例如那些言谈者,即战国时期的纵横术士,他们一会儿主张合纵,联合众多弱国去攻打一个强国;一会儿又主张连横,侍奉一个强国去攻打众多弱小国家。主张合纵的大臣们说:“不救援小国而攻打大国,就会失去天下各国的信任,失去天下各国的信任,国家就危险了,而君主的地位也就降低了。”主张连横的大臣们则说:“不侍奉大国,遇到强敌就会受到祸害。”但韩非子认为,如果实行连横去侍奉强国,不管是否能得到实际好处,都必须先奉上本国的地图、盖上国家的印章,以便必要时强国来援助。这样却先出让了国家的土地,降低了君主的名声,搞乱了国内的政治。如果实行合纵去救助小国而攻打大国,在没有什么实际好处之前就得罪了大国,一旦有疏失就会损兵失地,而主张合纵的人则会获得封地和厚禄。所以说,这些言谈之士就是国家的蛀虫。
 也许你会说,韩非子把花言巧语的纵横家和无视国法的游侠之士斥之“蛀虫”,虽不免绝对,但可能还有些道理;但他把“学者”、“商工之民”也都比作“蛀虫”,那就未免太过分了。因为一个健全的社会也许可以不要纵横家与带剑的侠客,但绝对少不了 “学者”与“商工之民”,你总不能连社会分工也取消掉吧?
 韩非子并不这样认为。他也并未否认学者们的仁义学说、商工之民的生产和交易的存在的必要,他甚至还不否认言谈者言语的巧妙。他之所以要把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商工之民斥之为“五蠹”,其理由概括起来实际只有两个方面: 一是历史的变迁,二是现实的法治。
 从历史的变迁来看,他把历史分为“上古”、“中古”、“当今”三个阶段:“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力,当今争气力”。在“上古”时代讲仁义肯定合适,但在“当今”谈仁义则是“蛀虫”;在“中古”你巧言善辩,发明奇器或投机取巧、囤积居奇也是可以的,但如果在“当今”仍这样做则是“蛀虫”。
 从现实的“法治”来看,“法治”讲的就是有功受赏,有过受罚,杀敌授爵,降敌严诛。这是毫不含糊的。在韩非子所处的战国后期,兼并战争异常激烈,不是你吞并他人,就是被他人所吞并。韩非子那一切唯功利是图的观点,虽然每个人心中都不大喜欢,却也是那个时代无可奈何而又最切实可行的方案。
 当然,我们这里也无意于为韩非子开脱,韩非子在维护封建君主的利益、为了封建君主富国强兵太过卖力,儒、墨的仁义学说固然不合时用,但也没有必要骂他们为蛀虫;“商工之民”或许不如耕战之士那么为当时社会所急需,但没有他们,吃的用的谁制造和贩运?人总不能光着身子去茹毛饮血吧?早在韩非子之前孟子就曾批评过农家许行“种粟而后食”、“自织而后衣”主张的不可行,因为“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孟子·滕文公上》)。社会分工是必须的,不能抹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有劳力者,有劳心者。”韩非子在孟子之后,不能吸收孟子学说中的合理成分,而却还在一味地骂儒家的仁义学说为“蛀虫”,这不仅不能降低仁义学说的价值,反而更暴露了他自己的狭隘与偏激。

五蠹

战国末韩非作《五蠹》篇,论天下有害之民五类: 学者 (儒家)、言谈者 (纵横家)、带剑者 (游侠)、患御者 (逃公役的人)、商工之民。蠹,蛀虫。《晋书·庾峻传》:“秦塞斯路,利出一官,虽有处士之名,而无爵列于朝者,商君谓之‘六蝎’,韩非谓之‘五蠹。”

五蠹

韩非用语。指学者(儒家)、言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逃避公役的人)、商工之民为危害国家的五种蠹民。韩非认为儒家宣扬先王之道,假托仁义,尊礼善辩,扰乱了当事之法和人主之心;纵横家假托旧说,妄说古事,凭借外力,牺牲社稷之利以成其私;游侠之徒,为了显露名声,聚众立约,冒犯五官(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司寇)的禁令;患御者,托庇于私门,行贿于达官,利用贵人的说情,逃避兵役;工商之民,制造了粗劣的物品,积累大量的财富,随时等待时机,侵取农民的利益。韩非认为这五种人无益于耕战和法治,所以主张除“五蠹”。

五蠹

《韩非子》篇名。集中阐述韩非的历史观。分历史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提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思想。把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工商之民斥为“五蠹”,主张“除五蠹”,“废先王之教”,“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现天下的法治。战国末已有流传,曾为秦始皇赞赏。


五蠹

散文篇名。战国末期韩非作。文章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主张除五蠹之民,养耕战之士。透辟深刻,犀利峭拔。

五蠹

《五蠹》

节录于《韩非子·五蠹》,战国韩非撰。《五蠹》是代表韩非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论文。作者以发展的眼光,根据“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的现实,主张因时制宜,实行法制,重视耕战;因而斥当时的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和商工之民为五蠹,提倡养耕战之士而除五蠹之民。该文是其第一部分,首先以夏后氏之世毋须构木钻燧、殷周之世毋须决渎、当今之世毋须美尧舜为据,正面提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主张;然后从经济、政治、军事、刑法等各方面具体论述古今不可同一之理;最后则以仲尼臣于哀公为喻,证明民服于势而寡能怀于义的现实,文章论说务实、犀利、冷峻,有政治家之风,刑法官之威,而一则“守株待兔的寓言故事,又给这严谨、切实的政论文章增添了几分活泼气氛。

☚ 察今   卜居 ☛
五蠹

《五蠹》

反映韩非思想学说的著作《韩非子》中的重要一篇。文中着重指出,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世异则事异”, “事异则备变”,批判了儒家从道德而不是从物质解释社会现象的保守倒退观点,从而论证了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全篇渗透了重视耕战的精神,强调“富国以农、拒敌恃卒”,认为侈谈仁义的儒者、鼓舌游说的纵横家、剑客游侠、逃避兵役投靠私门的人,以及工商之民,都是无益于耕战、有害于统治的五种蛀虫,应予取缔。明确把农与本、工商与末作相联系,提出“趋本务而外末作”的口号。这些走向极端的言论和主张,反映了在发展农业基础上通过兼并战争建立统一政权的强烈愿望,和为此扫除一切障碍的迫切要求。韩非子还认为近世的争乱是由于人口增长、财富不足所引起的。此种结论是不正确的。但韩非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个考虑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之间关系的学者。

☚ 地员   墨子 ☛

五蠹

《韩非子》篇名。论述社会变迁的重要性。以为当时之世要“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用“守株待兔”讽刺“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守旧派。认为学者(儒家)、带剑者(侠客)、言谈者(纵横家)、患御者(奸臣私门党人)、商工之民无益于耕战和法治,被斥之为“邦之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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