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曲折发展时期1958—1977年

1958—1962年，辽宁农村经济遭到挫折。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忽视客观条件，违背经济规律，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和强迫命令风为标志的“左”倾路线在农村严重泛滥，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由于农业生产指导工作上的失误，搞“一平二调”，加上自然灾害，全省农业总产值由1957年的19亿元减少到1962年的15.1亿元，下降20.5%；粮食总产量由587万吨减少到460万吨，下降21.6%，棉花总产量下降74.8%，油料总产量下降69.6%，生猪存栏下降38.2%，城乡人民生活严重困难。
1962年，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简称《12条》)。《12条》中严肃指出：“一平二调” 的共产风是违背人民公社现阶段政策的，是破坏生产力的，必须坚决反对，明确规定了当前农村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政策问题，如：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 凡是公社成立以来向公社、生产队和社会个人平调的财物，必须坚决退还，以加强生产队 （大队）的基本所有制； 坚持生产小队（即后来的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 少扣多分，尽力做到使90%的社员增加收入；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劳逸结合等等。为此，在执行国家一系列有效措施外，辽宁还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 一是纠正生产“单一化”和瞎指挥的弊病，提出切实可行的增产措施。二是建立高粱、玉米、大豆、小麦、地瓜、谷子等粮食作物的大面积样板田，这对恢复和发展全省粮食生产起到重要作用。
1963—1965年，辽宁农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为改变水稻低产状况，从1963年开始，全省积极推广大垄栽培、畜力中耕等一系列新技术，大灌区稻田采取“消灭荒、育壮秧、早插秧”等措施，取得了大面积水稻丰产。1964年，辽宁省在盖县、营口、海城、辽阳等县建立了1.1万公顷高粱样板田，平均公顷产达3922.5公斤，比全省平均公顷产1 410公斤高出近3倍。1965年，省政府在总结推广高产典型经验基础上，全面改进高粱生产技术，使高粱总产量增到163.4万吨，比1962年增加45.2万吨，接近1957年的生产水平。这个时期对经济作物的恢复和发展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全省认真贯彻执行1963年中共中央提出的“以粮为纲，粮棉并举，多种经营，全面安排” 的方针，推广先进经验。经过1963年至1965年的调整，辽宁农业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1965年全省农业总产值达到21.2亿元，比1962年增长40.4%；粮食总产量达到670.5万吨，增长45.8%，棉花总产量增长3.4倍，油料总产量增长1倍多，生猪存栏增长96.6%。城乡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
1966—1977年，辽宁农村经济出现徘徊局面。“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政治上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农业生产上，片面推行“以粮为纲，单打一” 的极“左”做法，使农业内部比例失调，整个农业经济效益低下，农民收入减少，生活处于贫困状态。1977年全省农业总产值达到46.6亿元，按当年价比1965年增长75.8%; 粮食总产量1 037万吨，增长54.5%。但棉花总产量却由4.4万吨减少到1.9万吨，下降56.9%; 油料总产量由10万吨减少到6万吨，下降40%。特别是农民的家庭副业生产，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农民人均家庭副业纯收入由45元减少到30多元，由于集体收入增加不多，家庭副业收入大幅度减少，因而农民实际收入 （集体与家庭两个部分）按 1976年计，比 1965年下降了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