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在政治上所向往的是“至德之世”,即无政府主义。他之所以产生这种思想，是由于他目睹当时社会混乱不堪，到处都是陷阱，十分可怕。他认为人们都想方设法医治这个社会，拯救这个社会。岂知坏就坏在这个医治、拯救上。只有没有政治，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回到太古洪荒时代，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庄子在《缮性》篇说：“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澹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
 “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
 这就是说，天下之所以乱，其病根在于治。越治越乱。只有不治，任其自然，才能得治。
 在《马蹄》篇说：“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皁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筴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这是借马、埴、木三者为喻，证明所谓“治天下”正所以害天下。
 特别是在《外物》篇，有“儒以诗礼发冢”一段话，寓意尤为深刻。原文说：“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这是对儒家的攻击，也包括其他言治的若干家。意思是说，儒家表面上诵诗守礼，道貌岸然。究其实，所干的都是“发冢”一类的勾当。用心寻求的只在墓主人的裙襦和口中珠罢了。
 庄子所向往的“至德之世”,在《马蹄》篇说：“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同篇又说：“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在《胠箧》篇中说：“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则庄子所向往的“至德之世”,实际是原始社会的最初时期。
 庄子之所以产生这种思想是由于他深深感到“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①和“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②。因此，他的人生哲学就选择了“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③,“处乎材与不材之间”^④。就是说他既怕名，又怕刑；既怕材，又怕不材。他觉得刑和不材固然可怕，“直木先伐，甘井先竭”^⑤,“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⑥,即名和材，尤其可怕。正由于庄子经常在怕中生活，所以，他不但看不到曲辕的栎树，商之丘的大木，觉得可以羡慕，即便是“牛之白颡者与豚之亢鼻者与人有痔病者”^⑦,乃至“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①的支离疏，也觉得同样可以羡慕。其所以觉得可以羡慕，根本原因在于它们以不材得终其天年。正由于这样，所以庄子用力的先后次序是“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士苴以治天下”^②。
 庄子的政治理论可用下述一语来概括，就是“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③,或者说“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④。意思是说：当人讲仁义道德的时候，正反映这是缺乏仁义道德。好像泉涸，鱼相处于陆，才觉得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之可感。假如纵游于江湖之中，一点点湿、沫又算什么呢？这些话就是庄子所以主张要回到“至德之世”的根本意义所在。
 荀况批评庄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关于天和人的解释，《秋水》篇说得好，“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看来荀况所说的天，就是因任自然，所说在人就是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从庄子的全部思想来看，他确实是受了因任自然这个片面性的锢蔽，而不了解人有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伟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