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毁板禁书

 为了进行文化专制的统治，清朝统治者除推行文字狱政策外，对已死的学者的著作，也不遗余力地大肆搜罗，特别是明末遗老们的著作，凡有关前朝的论述，稍有微吟隐讽，皆搜剔而去。当时，如屈大均的《翁山诗文集》,被认为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还有钱谦益的《初学集》、《有学集》等，被搜罗有万余部，均挑剔字眼，稍涉隐饰，即指罪刑杀，毁板焚书，严禁发行。据有历史记载可查的，自乾隆三十九(1774)至四十七年(1782),凡焚书二十四次，五百三十八种，共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实际上还远非此数。其焚毁图书之多，可与秦始皇之焚书相比。当时，凡以文字而立案者，一面拿办，一面立即查抄。这并非着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其藏书及另外文字，如有别的“狂吠”,便可一并治罪。正如鲁迅所说，他们以为“既敢‘狂吠’,必不出于一两声，非彻底根究不可。”(《学小学大全记》)。查抄遗书的目的，就是彻底消灭异说，进行文化专制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