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指迷》

南宋沈义父著。沈义父，字伯时，一字时斋，震泽(江苏吴江)人。宋理宗嘉熙元年(1237)，以赋领乡荐，为南康军白鹿洞书院山长，宋亡不仕，以遗民终。沈氏著作除《乐府指迷》外，还有《时斋集》、《遗世颂》，但均已失传。

此书是论作词之法的专著，共28条。因短小，向无单行本，附刻于陈晦伯《花草粹编》卷首。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蔡嵩云的笺释本。

沈氏在该书中主要记述作词技巧，提出四条词论宗旨：“音律欲其协”，“下字欲其雅”，“用字不可太露”，“发意不可太高”。作者对音律造诣颇深，提出四声运用三原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评价极高，称“剖析毫芒，最为精核”。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第3条，“用字不可太露”。以至于提倡用代字，如说桃，用“红雨”、“列郎”;说柳，用“章台”、“灞岸”等。尽管作者强调作词含蓄，婉曲，但对因用代字而致晦涩之病也不以为然。 他认为咏物应写出事物具体特征。“如咏梨花，须用樊川、一枝带雨等事”，“若全篇只说花之白，则凡白花背可用，如何见得是梨花？”

作者与吴文英(梦窗)过从甚密，“暇日相与唱酬”，“讲论作词之法”，因此词论受梦窗影响颇深。蔡嵩云先生说，宋末词风，梦窗家法，均于是编窥见一斑，此论甚为肯綮。

乐府指迷

词论。南宋沈义父撰。一卷。义父字伯时，吴江（今属江苏）人。宋亡，隐居不仕。此编前有沈氏自序，谓得词法于翁逢龙、吴文英，故作此以传子弟。凡二十八则。作者对词篇创作中诸多理论问题用“得之所闻”，糅合己意，分门别类予以阐述。以“指迷”名书，意即探讨作词途径，使人不入迷津。此编原附刻于《花草粹编》卷首，《四库全书》本、《四印斋所刻词》本、《百尺楼丛书》本皆从此出，误字甚多。今人唐圭璋汇校订误，并附诸家序跋，刊入《词话丛编》，一九八六年中华书局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出版《乐府指迷笺释》（蔡嵩云笺释）可参考。

乐府指迷

词话。一卷。南宋沈义父撰。沈义父（生卒年不详），字伯时，一字时斋。震泽（今属江苏吴江）人。嘉熙元年(1237)以赋领乡荐，为南康军白鹿洞书院山长。致仕归，建义塾讲学。宋亡隐居不仕，以遗民终。乐府指迷》凡二十九则。其总论云：“壬寅秋，始识静翁(翁元龙，吴文英弟)于泽滨。癸卯识梦窗（吴文英）。暇日相与唱酬，率多填词，因讲论作词之法。”可见书当作于理宗淳祐三年(1243)后。此书系传授吴文英家法，以讨论作法技巧为宗旨。
《乐府指迷》论词，首立四条标准：“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从歌唱、字面、立意等方面概括了宋代风雅词派的基本创作经验，而大旨归于雅正。合于此标准的作家，他首推周邦彦：“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次为吴文英：“梦窗深得清真之妙，其失在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可晓。”显然所崇尚的是周、吴为代表的质实密丽一派，与张炎《词源》大同而小异。对宋代词人康与之、柳永，则因其“未免有鄙俗语”，不合雅正，多所贬抑。
在词的作法技巧方面，此书新义颇多，可资研讨。如关于声律：“腔律岂必人人皆能按箫填谱？但看句中用去声字，最为紧要。然后更将古知音人曲，一腔三两只参订，如都用去声，亦必用去声。其次如平声，却用得入声字替。上声字最不可用去声字替。”万树《词律》，实祖其说。“词中多有句中韵，人多不晓。不唯读之可听，而歌时最要叶韵应拍，不可以为闲字而不押。”如关于大词小词作法：“作大词，先须立间架，将事与意分定了。第一要起得好，中间只铺叙，过处要清新，最紧是末句，须是有一好出场方妙。小词只要些新意，不可太高远，却易得古人句，同一要炼句。”此外如论造句、虚字、词腔、代字、用事、起结、过处等等，都是深造有得之言。
《乐府指迷》对南宋词与乐分离之势亦有记载：“前辈好词甚多，往往不协律腔，所以无人唱。如秦楼楚馆所歌之词，多是教坊乐工及闹井做赚人所作，只缘音律不差，故多唱之。求其下语用字，全不可读。甚至咏月却说雨，咏春却说秋……”可见当时风气，及文士不重律，乐工不重文，两者背道而驰的情形。又讨论了豪放与叶律的问题：“近世作词者不晓音律，乃故为豪放不羁之语，遂借东坡、稼轩诸贤自诿。诸贤之词，固豪放矣，不豪放处，未尝不叶律也。如东坡之《哨遍》、杨花《水龙吟》，稼轩之《摸鱼儿》之类，则知诸贤非不能也。”也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和评价苏、辛词。这些都是关于词史研究的珍贵资料。但他为反对直露，提倡多用代字，如用“红雨”代桃，“章台”代柳等等，遭到王国维的尖锐批评。
无单行本，附刻于明陈耀文《花草粹编》卷首，后收入《四库全书》。有《晚翠楼丛书》本、《百尺楼丛书》本、《四印斋所刻词》本。通行的有《词话丛编》本，人民文学出版社蔡嵩云笺释本与张炎《词源》合刊，引证甚博，阐发旨意颇为详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