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时而著、为事而作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白居易在《与元九书》里提出的美学观点。说的是作诗为文的目的，应为封建社会的现实政治服务。
《与元九书》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务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白居易编定自己的诗集时，把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关于美刺比兴”、“因事立题”的讽谕诗、“知足保和，吟玩情性”的闲适诗、“随感遇而形于叹咏”的感伤诗、各种杂律诗，白居易本人最重视讽谕诗，而“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则是讽谕诗创作的主导思想和纲领。那么，所谓“时”、“事”具体内容指什么呢？他在《新乐府序》末论《新乐府》创作动机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寄唐生》说：“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为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其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伤唐衢》也表达同样的意思：“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可知。白居易的“为时”“为事”而作，具体是：发扬《诗经》风雅比兴的传统，以诗歌针砭时事，反映民生疾苦，然后将这些诗歌上达君王，以起到规谏和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作用，把诗歌看成是一种王化政教的工具。从这一思想和纲领出发，白居易不仅自己写作《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针砭时事，同情人民疾苦的诗，还以此作为诗歌批评的标准。他赞叹张籍的乐府诗“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希望能“愿播内乐府，时得闻玉尊。”在这个标准下，他甚至批评李白、杜甫，说他们直接干预社会政治教化的诗太少：“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说杜诗可传者千余首，但象《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种讽谕篇章，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不免显得偏颇。出于对时政的关切和人民的同情，希望诗歌发扬传统和强化现实内容，从促进政治改革的目的出发，提出“为时”、“为事”而作，却把一种诗歌理论推向了极端。